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从隳三都到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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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晨/图）。

如果按照当下时髦的MBTI人格来分类，年轻的历史学家周思诚就属于典型的i人。他性格安静，喜欢独处，自我诊断为“社交恐惧症”患者。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他一个人读书、思考、喝茶、写作。这近一个月，他“密集”参与了几场新书宣传活动，为自己的书喊话（《王安石的“强论”：11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常识与诡辩》，2024年6月），更多为圈内朋友的书喊话，精神十分“枯竭”。“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2021 年，他的历史非虚构作品《三都：蒙古人围金史》获得首届文经史写作奖一等奖，让这位一直默默深从事蒙元隐居史、军事史、民族史的青年学者走进了广大文化大众的视野。

《三都》以蒙古人灭晋三阶段攻城战为背景，讲述了金朝近几年的流亡和撤退历史。该书先是赢得了蒙元和元史学家和军事史爱好者的高度评价，然后慢慢溢出了“圈”。

其小说般的情节、丰富多样的史料、细腻动人的细节、栩栩如生的人物，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非战争历史爱好者，甚至像我这样的“最不可能的读者”——不喜欢战争、远离军事题材的女性，以及北宋末年南下南方的中原难民之后， 一个来自杭州的人，从小听着南宋的旧事长大，在西湖畔的月王寺观看秦桧夫妇的跪像。

我第一次有了冲破中原和汉族为正统和中心的难以察觉的历史观念，了解宋、辽、唐、金、蒙政权共存的东亚大陆民族融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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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山前的悲剧史诗 – 在学术与写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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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孔子在位期间，鲁国在位期间，被称为“三欢”的鲁国宗三家族冀孙、孙叔叔、孟孙三家族被周灭亡。在书中，“三都”是指晋代的中都（今北京）、南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为汴京）和彩州三城。

这本书的灵感和构思来自于周思诚多年来阅读蒙元王朝历史时，尤其是阅读晋元王朝史料时，心中积累的许多想法和感情。这些史料大多出自死于晋的士大夫之手，他们记录了大量与晋朝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尤其是晋朝沦陷时的许多老人和往事：

有魏少、宣、外等三代帝王，才华横溢，平庸却仍奋战战败求生，京城围困时被迫嫁给亲人的晋朝公主的“小妹妹”，英勇凶猛的传奇僧人婉燕陈， 而著名文人刘淇、袁浩文、王若旭则为南京沦陷时的历史“污点”辩解，互相推卸罗生门事件的责任。而南京城被攻破后，因为蒙古人只需要工匠，不要人，很多人一辈子装扮成工匠，负责人发现并帮助她们把关，然后耐心地教他们手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有一段时间周思诚和家人在家，人不能出门也不能进。沉浸在一片围攻的气氛中，听到各种荒诞离奇的事情，他终于安定下来，投身于这场心中已久的历史悲剧。

在被攻破的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吟诵的卷首，故事从晋朝为南宋使者举办的鞠躬宴开始——从公元 1211 年到 1234 年，大大小小的野战，晋朝晚期三个艰苦沦落的都城，一个接一个的高潮。在动荡的战争中，皇帝、大臣和将军们努力支持，文人在正直和求生之间斗争。

“一般来说，纯专业学者写历史非虚构作品，他们的写作中会有更浓厚的学术氛围。”历史作家刘波评论道，“但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专业功力，同时，在学术氛围之外，还有一种自由。”

刘波的代表作是以春秋战国时期为题材的“历史三部曲”。作为中国最早的作家之一，他见证了历史非虚构写作从冷到热的崛起。

“周先生的语言非常好，是一种非常纯粹和高级的文学语言。”“此外，他使用的语言和他写的主题之间有一种契合。”《三都》的文本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毁灭性的史诗感，他的语言非常严肃，带着那种压抑和挫败感。”

在《三都》之前，周思诚的第一部历史类非虚构作品是《大汗之怒：元朝征服日本简史》。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正在撰写关于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律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为《纪律、惩罚和征服》）。为了松一口气和“调味”，他被一家出版社邀请，同时写了《大汗之怒》

《大汗之怒》讲述了元朝初期一段离奇但鲜为人知的国内历史，当时赢得了蒙古帝国大汗的皇位的忽必烈汗在公元 1274 年和 1281 年两次出兵征服日本。由此催生了日本民族历史上“神佛护国”的神话，而阻挡元军的风暴也成为二战期间日本空军自杀式袭击特种部队“神风敢死队”名字的由来。

《大汗之怒》出版后的反响让他感到一丝喜悦。“因为写论文太无聊了，但后来我发现，我写的东西被读者阅读和喜欢，哪怕只是一两篇，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今天的奖学金是高度专业化的。比如我发表一篇关于元朝法律中某种刑罚或立法的论文，在全国 100 多名元史研究者中，只有三四个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人会读。可以说，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这三四个人写的。”

更重要的是，它让他重新找回了最初对历史的热情，以及面对史料中活生生的人和事件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心态，而不仅仅是一台造纸机器——“我一看了某篇史料，就会想着能不能挤出一份可以寄给《XX学》的C期刊（论文）。

《君三都》得到了许多来自周思诚学术同行的肯定和好评，其中包括罗欣、张帆等知名前辈，以及李硕等学术明星。另一方面，尽管在主题、领域和历史写作方面有很多创新，甚至零突破，但它仍然不能被归类为“学术著作”——实事求是地说，它不能给作者带来评题、获奖和申请社科项目的好处。多年来

，周思诚在学术圈的边缘，一直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节奏阅读、研究和写作。2021 年左右被转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后，他开始感受到身为“青椒”的压力。即使学校对 KPI 没有硬性要求，但在青北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氛围是“自体量”——“大家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他们暗地里互相竞争”。”

“我现在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他坦言，按照当前学术体系的规范，他不断地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即有很多笔记、很多材料、更理性、更不带感情的语言的论文。“然而，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追求是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走自己的历史研究之路。”

《三都》大获成功后，许多朋友和同事建议周思诚继续在类似题材上发力，继续书写“崖山后”南宋灭亡的历史。但他兴趣不大，“我还是想尝试新的，我不想重复自己。2024 年 6 月，他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本与他之前的专业领域无关的“小书”，《王安石的“强论”：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

无论是标题、涵盖的主题和领域、使用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还是长长的参考书目，都表明这是一部符合学术水准的作品。但在学术之外，贯穿始终的却有一种极其内敛和知性的冷幽默，让读者常常忍不住大笑，然后心中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淡淡苦涩。

目前，周思诚正在进行新的写作尝试——写一篇关于他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法学史课程的讲座，“我也想写一些类似于历史写作和历史非小说的东西。”

“像他这样的作家，能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有很强的写作技巧，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认识，这是非常罕见的。”“资深出版人、北京星角文化创始人黄奕坤说。由于工作，黄奕坤接触到了很多高校的中青年文科学者，他们大多被困在论文、职称、“升或离”中，无法写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而一位出版了几本历史畅销书的作者仍然无法解决职称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青北这样的大学能给周思诚这样的年轻教师多一点空间。”

1281 年，忽必烈汗第二次远征日本期间，蒙古士兵试图驱逐夜间袭击船只的日本武士（视觉中国/照片）。

边走的“上边缘”

周思成是湖南长沙人。他从小就是个爱书人，经常蹑手蹑脚地在爸爸的书架上看书。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每个周末跟着爸爸去老长沙的黄泥街买书。当时的黄泥街是全国知名的图书批发零售市场，整条街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小书店的门面。他挑挑拣拣，买下他看到的，然后高兴地把它带回家。那时，他喜欢阅读历史故事，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传记。

因为高考不及格，他一不小心去了中文系。学习中文最大的收获是写作——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遇到了一些他非常喜欢的作家，比如黑森、川龙之介、茨威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他最强烈的精神冲击。在晚上的自习中，他朗读了审判官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中的段落，独自在座位上偷偷哭泣。“在那个年纪，在那个成长阶段，我碰巧遇到了这样一位作家，那是一种缘分。”他叹了口气。

毕业时，周思诚已经想转行历史了。他被派往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元代古典文献的研究。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他逐渐爱上了这个北方民族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统治的时代。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民族建立的强大帝国，缺乏像传统的中原朝那样成熟完整的史料体系，也没有一批留下日报、时政记等私记的高官和医生。“比如元朝的历史书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消失——突然间，他从某一年消失了。”

“但它给了你一个历史的视角，不再只是一群汉医乖念儒经，然后考科当大官，在朝廷中实现自己的儒家抱负的视角。”它有各种各样的人视角，比如蒙古人自己写的《元朝秘史》，在元朝之前，没有草原游牧民族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来写他们所观察的世界、社会关系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样子、武士该是什么样子。元朝之前的北魏、辽、晋史几乎都是由中原史学家撰写的。”

当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在 13 世纪席卷欧亚大陆时，这个巨大的帝国也被许多其他种族和信仰的人民卷入其中。“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人，比如马可波罗、欧洲人，都留下了很多关于他们在同一时代生活和思考的记述。”“这些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元代高层政治史料的缺失，使这个时代更加丰富，或者说更加人性化。”

2009年硕士毕业时，周思成没有攻读博士学位，去了中央编译翻译局工作。留在学校的他想到墙外走走。“那时候，我还是很热衷于学习，但是我对大学制度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在这个中央直属的半学术机构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参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研究版）的编纂工作。此前，旧的国内版《马恩全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并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而这本新的全集是直接根据两位思想家的德、法、  等。

在项目组，他主要参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编纂，包括马克思本人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原意，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包括李嘉图、斯密、萨伊、西斯蒙蒂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马克思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和论文谱系也迫使他或多或少地研究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欧洲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

他对多学科领域的参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视角和思维框架。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仍然是走千家派的道路：专注于研究，穷尽史料，区分文献的来源、真实性和可靠性，然后利用史料还原历史事件和系统。“但是，如果你更多地进入社会科学，你会得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思维和灵感方式，你更善于发现很多材料不一定是它表面上想表达的。”

约 1430 年，成吉思汗参战。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China/Fig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他的《王安石“强论』考察》中。在书中，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学、西方心理学、精神分析方法等，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框架中，没有像今天一些“跨学科研究”中常见的那样僵硬地拼凑嫁接西方理论。

走在主流学术圈的边缘近十年，没有陷入博士、博士后、进入大学，周思诚的重返象牙塔之路曲折不渝，但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用一个佛教词汇来定义——“增加上边缘”。

周思诚另一个让许多学术同行羡慕和钦佩的独特技能点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独特天赋。

作为一名本科生，他自学了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以便阅读他最喜欢的作家的原著;在研究生院，他自学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他对蒙元历史产生了兴趣，自学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然后又自学了拉丁语、藏语和维吾尔语。

一个人成年后如何学习和掌握 10 门以上的外语？

他认为，这不是天赋的问题，而是兴趣和命运的问题——你是否真的对一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学世界感兴趣，以及你是否愿意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其他成本，“许多更聪明的人不会。

这打开了通往多种文明的大门，他可以追随 14 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脚步，探索神奇的中亚大陆，聆听伊尔汗国首相兼学者拉什塔用波斯语讲述“黄金家族”的历史和命运......在《三都记》中，为了寻找被迫出嫁的晋朝公主的下落，他在拉什特的《史典》中找到了成吉思汗的《四皇后哈屯公主》的记载——“我们知道她并不美丽，但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她获得了地位和尊重。”

这些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让他感受到了智艺的双重乐趣。例如，拉什特本人就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穆斯林文化精英，所以他会在自己的历史书中加入一段阿拉伯诗歌，或者引用几句《古兰经》或《圣训》。它们都将写得非常像文学作品。”

王安石（视觉中国/图）。

激动人心的政治辩论

《王安石“强论〝考》是周思诚在阅读北宋政治史上的各种“剩论”时得到的。

这是一部独特而非典型的学术著作。它以北宋改革王安石的“强论”为标题，以宋神宗时期朝廷中的政治辩论为切入点，对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辩论进行了剥洋葱的分析，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看似活跃的、 北宋末期开放而频繁的思想交流未能导致成功的政治变革。

一位年轻学者评论道：“这本书不大，但有很多想法。

“这可能是一部准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学术著作。”周思诚说道，“只要读者喜欢，不管他是研究宋朝历史的学者，还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即使他对王安石本人感兴趣，看了之后有一点收获，我觉得都很好。”

“他在这本书中有点雄心勃勃。”刘波对周思诚的自我掩饰有所保留。“他试图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如'如何制约皇权'这一古代思想领域的中心命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读，甚至企图渗透到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周思成每天早上都花 50 分钟坐地铁通勤。这是他心态好的时候，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手机上滚动，但这似乎并不适合过于深入的阅读。于是他用它来阅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续集》等大型史书，每天读一两卷。“在地铁上看文言文需要一点专注力，这样你才能忘记周围人的喧嚣，或者看短视频的声音。”同时，如果你读一本编年史，不需要读每一段来连贯地思考也没关系，如果你在中间被打断并跳过一两句话也没关系。”

这七八年里，他在地铁上读了两遍《资治通鉴》，《通辞》和《文学通考》各读了一遍。在阅读北宋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时，这位蒙元史学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反差——与元朝稀少稀少的高层政治记载相比，北宋政治史空前丰富，“包括其行政运作、信息流通、 等等，各种记录都保存了下来，尤其是担任总督的高官的记录，比如公子和大臣，以及朝廷的政治事务。”

最让他感动的是，宋神宗实施法改之后——主张法改的王安石、张丹、吕慧卿等人，以及反对法改的司马光、温延波、吕功书等人，两派人物竟然有如此充分的机会，在朝内外相遇、交流思想。每次他读到王安石和其他部长“吵架”，他都会写一本粗略的读书本。这几年，关于王安石的“强论”和宋神宗的“治法”的文章，是他写得最多的。

当时，周思诚的个人兴趣已经从军事史转向了对思想史的好奇，因为“历史要走到最后，还是要深入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和情感”。在阅读萧功权、刘泽华等前辈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时，他也感到有些不满意——这些思想史大多是要梳理和评价某个人或某个思想流派在某篇文献中提出的哪些与前人不同的思想理论， 以及他们在思想史语境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比如“关子”的思想，陈良和叶石的思想，以及......的思想李珍

“但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许多政治思想，如'以人为本'、'华谊'和'天命'，对中国的实际政治运作有什么影响：它们在当时的政治决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些皇帝和官员真的按照这些政治理念行事吗？或者这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争论的肤浅话语？如果它们是预先确定的，那么这些目标与它们所持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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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维新》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朝廷政治决策过程的绝佳窗口，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帝士治天下”的黄金时代，皇帝走出内廷，直接与大臣们沟通，就像一个西方议会的议长， 亲自主持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辩论。

在那个星光熠熠的历史年代，他也看到了所谓的“北宋天团”、一群学者和政客的缺点，以及这场政治辩论走向动荡和失败的必然性。“他们的辩论看起来很激烈，但政治辩论的意识形态水平并不是很高。”

“像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这样的人都是杰出的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但今天来看，他们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当谈到真正的挑战时，有很多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司马光（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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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斗争”背后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框架有限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北宋，大家都会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里难得有的“帝书生共治”的政治氛围，尤其是神宗帝，他喜欢讲道理，也有走出内廷的自信，这与其他时代的绝大多数帝王不同。他还鼓励部长们利用政治辩论来确定国家政策。两派的精英们也进行了充分而激烈的辩论，尤其是王安石以其“激烈的辩论”而闻名。

然而，我们也看到，北宋的政治最终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党争”，新旧党派都缺乏必要的容忍度。为什么如此彻底的政治辩论导致了如此糟糕的结果，而不是达成共识？

周思诚：今天我们讲宋朝政治史的时候，一般都是讲“党斗”。我们常常把 “党派之争” 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团或不同政策倾向之间的竞争，当然他们之间也会有交织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比如同年、同乡、或婚姻关系。但除此之外，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思想框架困扰着他们，或者有更深层次的机制阻止他们通过辩论和交流达成共识？

我已经尝试过讨论，但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结论。我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以史为经典，喜欢从侧面引用历史事件，用儒家的道德话语来讲政治，而一些原本很好的思想资源，比如“以人为本”、对“天命”的崇敬，都成了政治辩论的游戏和工具。这可能是君主专制下儒家思想本身的困境，也可能反映了学者政治可支配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局限性。

如果是在和平的世界里，一个不需要大动作进行改革的时期，它或许能够自持，有慢慢前进的惯性。一旦不得不面对改革和战争的挑战，甚至改变其政治（结构）本身和社会各阶层，能够为这种重大行动提供的思想资源就非常有限，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只能提供一些肤浅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些概念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迫使他们陷入这种分裂，一种徒劳无功且难以达成意识形态共识的意识形态鼓动。然而，他们找不到可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概念突破。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能说这场关于改革的政治辩论来得太早了吗？如果我们看看西方的政治辩论和决策，英国的议会政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周思诚：因为议会本身就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形势下形成的，它由贵族、教会、新资产阶级和商人组成，他们与皇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政治辩论或共同意志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对抗、妥协和调整的过程。然而，士大夫本质上是一群依附于皇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之间非常同质化，那么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我认为，一旦遇到像“西宁维新”这样的事件，或者一旦遇到北宋后期，真的需要挺身而出，改变局面，解决裁员、裁员、裁员的根本问题，很难拥有能够让他们顺利实施改革的思想资源， 或者达成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制度框架。

南方人物周刊：说起来挺可悲的，这两派互相格格不入，其实是一群非常杰出的人物，至少领导王安石、司马光、苏氏兄弟等人，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理想主义、知识、才华，他们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呢？

周思诚：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他们是像明朝的张居正，或者唐朝的刘岩（记者注：唐朝经济改革者、财务规划师，为“安石之乱”后唐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比较务实的政治家，从功利或技术的角度处理问题， 也许更好，但是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样的人都是伟大的儒家、大学学者、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给政治带来了很多道德感。而道德直觉没有办法说服彼此。正如我后来在书中所说，王安石认为地方土豪掠夺百姓是不对的，所以国家必须出面解决这件事;司马光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最好不要给国家或官员更多的机会来压迫人民，给的机会越多，压迫就越严重。

两者之间的政治前提或基本道德感并不相同，本身也没有达成共识的机会。他们觉得可以，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都是通过科举当官的，都有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经历。然而，在实践中，没有办法调和他们的道德感，因为儒家思想和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给出出路。

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党派斗争”，诉诸权力斗争，选择利用人性的缺陷而不是道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