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日本发动侵琼战争，大屠杀制造多起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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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9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琼战争 - 日本侵琼老照片 - 黄一鸣收藏

2月10日至14日，日本人凭借强大的船只和强大的火炮入侵中国，先后占领海口、琼海、崖城等地 - 日军侵琼老照片 - 黄一鸣收藏

日军“三广”政策屠杀海南岛众多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 - 日军侵琼老照片 - 黄一鸣收藏

1939年1月19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侵琼战争。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者借助强大的舰艇和强大的火炮，在海南登陆，先后占领了海口、琼海、崖城等地。日军的“三广”政策，屠杀了海南岛众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创造了海南悲惨的“北岸大洋惨案”、“勒罗惨案”、“天都惨案”、“木源十八人井”、“黄流惨案”。 “千人惨案”、“农村十七惨案”等惨案，导致超过40万海南人死亡，并造成无数的强奸、抢劫事件。

这些悲剧汇聚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数据，还有幸存者的血淋淋的记忆。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铭记历史，记者走访海南多个市县，亲眼目睹日军侵华的幸存者，还原那段难忘的历史。

博鳌镇是琼海市的一个小镇，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地。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博鳌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化城镇。博鳌人民热烈欢迎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宾客。但如今，美丽祥和的博鳌却经历了70多年前的动乱时期。如今，在博鳌镇北岸村委会，500人的坟墓面朝大海静静矗立，诉说着日寇肆无忌惮、残酷暴行的故事……

时间回到74年前的1941年春，乐惠县（现琼海市）北安乡日本维修会骨干成员李青农被我抗日部队枪杀。日军将北安乡视为敌对村，摧毁了大洋村和北安村。 “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就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同年6月24日，日军在桥园、龙滚、中原、乐城、博鳌等据点集中兵力400余人。他们在维修会叛徒的带领下，深夜驱车来到距村两里的杏坡岭，分兵围堵。前往海洋和北岸村。第二天天一亮，日军就闯进了村里。他们以检查“好公民证”为借口，用枪、刺刀威胁村民。他们把村民不分男女老少，挨家挨户地带到何君志、何君日家。那些反抗或躲避、逃跑的人被刺伤或枪杀。日军共杀害499人，其中大阳村、北安村369人，过路外国人130人。这起事件被称为“北岸大洋惨案”，又因发生在农历六月初一，又被称为“六一惨案”。

以下是对几位幸存者的采访：

一家人都被杀了，所剩无几。

北岸大洋惨案幸存者——何淑琼。黄一鸣摄影

何淑琼，1936年出生，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九曲江北岸村人，“北岸大洋惨案”幸存者。

何淑琼回忆道：“当时我才4岁。那天早上，我和姐姐、妈妈被突然闯门的日本兵吵醒了。日本兵大声​​喊叫，把我们赶出了家门。我妈妈抱着我，牵着妹妹，先被日本兵用刺刀打到了郭义公家，当时邻居的很多村民也被带到了何君志、何君日家，大家都很害怕。很快，日军就三三两两地把人从郭义公家里拉了出来，外面传来了被拉出来的村民的哭声和尖叫声，日军用了枪托，再也没有回来。追我们的时候，妈妈紧紧地抱住我，姐姐在我身边哭。当我们被赶到何俊日家时，院门口站着两个持刀杀人的日本兵。院子里的村民很害怕。纯里的家没有后门，我们逃不掉。院子里挤满了村民，一侧站着妇女儿童和老人，另一侧站着二十多名青壮年男子。日本兵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许多人。青壮年男子将铁丝从手掌中穿过，形成一根绳子，然后用绳子一根一根地绑起来。

日军在大厅里堆放稻草、柴草，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开始杀人。村民们一次两个人被护送到门口。两名体格健壮的日本兵举起刀，对他们进行砍刺。他们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然后另外两个日本兵抓住他们，把他们扔进火里。当我们被押到门口时，大厅里已经躺着很多村民的尸体。地面和墙壁上到处都是血。还没等我们站稳，日本兵就挥舞着军刀，胡乱地刺我们。把我们扔进火里和尸体里。母亲被扔进火里，滚死在门前。我姐姐也倒在尸体堆上死了。我被刺了四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到君文大公和柳客姑姑叫我的名字。我睁开眼睛，感觉全身都散架了，无力，浑身被鲜血浸湿，伤口剧痛，耳朵也痛。火焰熊熊燃烧的声音响起，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燃烧的味道。

日军把村民带进屋里，放火，一一刺杀。然后他们把屋里的家具和木头堆在一起，把门从外面封起来，然后让它燃烧。他们要把那些被杀的人和那些没有被杀的人全部烧死。灰。火势越来越猛，瞬间就烧到了屋顶。受了轻伤的俊文大公和刘婶看到日军已经把门封住了。他们赶紧在里屋粮缸上方的砖墙上开了一个洞，我们能逃出来的都出来了。君文大人把我抱起来，放在缸盖上。他先是爬出了山洞，然后又帮我逃了出去。我看着妈妈和妹妹，希望她们能够爬出来，可是她们已经被埋在火海里，永远离开了我。

后来我忍着剧痛回到家，却发现家里人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来到龚俊文家，看到了和我一样死里逃生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大人们讨论起来。后来，他决定悄悄渡过九曲河，去各个村子的亲戚家疗伤，等伤愈后再做打算。正当我准备离开时，叔叔冲进了门。为了避免这场灾难，他出城打工。得知消息后，他冒险回来看望亲人。他了解到，我的奶奶、母亲、姐姐、三姨和两个表弟是6个亲戚。当他们全部被日军残酷杀害和焚烧后，我叔叔悲痛欲绝。后来，叔叔带我去姑姑家治疗、疗养。之后，我的伤口逐渐痊愈，但那次伤害却给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

战争的创伤至今仍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

北岸大洋惨案幸存者——何俊凡。黄一鸣摄影

何俊帆，1935年出生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九曲河北岸村。他是北岸大洋惨案的幸存者。

何俊帆说：“惨案发生当天，凌晨5点左右，汉奸带着四、五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说要检查好公民证，并要求我们一家人妈妈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拉着我、姐姐和姑姑，我们被带到了何国潘家，我们被锁在那里。郭潘家的大厅里，屋子里一片漆黑，充满了恐怖，过了一会儿，日本兵就从屋里带走了两个年轻人，去摘椰子给他们吃。

吃完椰子后，又来了十个日本刽子手。一个日本兵拿起一桶汽油，拍打自己的大腿三下。其余日军在门口架起机枪，准备开火。他们从柴棚里搬来稻草，堆上芦席、家具、门板，浇上汽油，点燃熊熊大火。十个刽子手中有两个站在门口，剩下八个去抓人，每个人都用刺刀刺伤。屋里的村民纷纷躲起来，惊慌失措。外面的日军用机枪封锁了医院大门。如果有村民跑出去，他们就会用机关枪射击。我姑妈先被杀，然后我妹妹也被杀。我无助地看着妹妹被日军用刺刀拖进火里。然后我的母亲和弟弟也相继被杀。小时候，看到这残酷的一幕，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哭。我惊慌失措地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却被日军抓住了。日本人在我腹部捅了两刀，在背后捅了两刀。日本人见我还有呼吸，就用军刀残酷地砍在我的头中间。我本能地躲开，脸上的伤口还被砍得血肉模糊，日本兵就把我推进了火里。我当时还有意识。趁着混乱，我用木棍抖掉了还在冒烟的灰，拼命往屋里跑。到了装满红薯干的水箱前，我把红薯干全部拿出来，藏在了里面。直到下午两点多我才出来。

当我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看到满地都是烧焦的尸体，村子上空冒着黑烟。回家路上，我看到一些村民被日军追赶。场面十分血腥。同村的何家钊正被日军追击。突然，日军用军刀砍向何家钊的后脖颈。只听何家钊惨叫一声，鲜血喷了出来。 ，他躺在地上。下午5点多，何家钊的女儿和女婿把他接回家。当时村里没有医院，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包扎。十三天后，何家钊去世。

我在家里遇见了我的姨婆。她被刺了七刀，几乎无法动弹。姨妈见我满脸是血，血淋淋的，赶紧给我包扎起来。后来奶奶家的亲戚帮我治好了脸上的伤口，但我的右脸还是有一道很大的疤痕。影响我说话。 ”

他的父母和妹妹也未能幸免，惨遭杀害。

北岸大洋惨案幸存者——李慧雄。黄一鸣摄影

李慧雄，1931年出生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北安村委会大洋村。他是北安大洋惨案的幸存者。

李慧雄说：“1941年农历六月初一，早上5点左右天就亮了，我还在睡觉，突然被村里的一阵喧闹声惊醒，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的父母已经被几个人围住了，一个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人被他们狠狠地绑起来，我被这样的情景惊呆了，我赶紧躲到了我父母的身后，拉住了我母亲的裙子。我把我和我的父母绑在一起，然后我的三个兄弟和我六岁的妹妹都被绑了起来。

日军包围了我的村庄。他们把我们村里所有的村民都召集起来，用椰子绳把他们全部绑成一排，把我们集体带到了村民李喜周家。一路上，孩子们一直在哭。旁边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我吓得叫不出声，只能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衣服，跟着爸爸妈妈。日军把我们集中起来后，向村里的房屋浇汽油，把村民家里的家具、门板全部烧毁。

日军把我们带到李西周家后，村民们惊慌失措，哭泣起来。突然，日军用刺刀刺向无助的村民。我亲眼看到，几十名村民被刺刀刺死，鲜红的血流了一地。当时我10岁，我的腹部被日本兵刺了两刀。疼痛让我昏倒了。我的二哥也被日军从背后捅了一刀。幸运的是，伤势并不严重。他趁我慌乱，用石头打我，用手挖。最后，他在墙上挖了一个洞。二哥把我半昏迷的状态从洞口抱了出来。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后来我听说，我的父母和妹妹也未能幸免，被日本兵残酷地用刺刀刺死。 ”

战争的伤痛挥之不去

70多年过去了，和平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中华大地上。每年农历六月初一，何淑琼等北安大洋惨案幸存者仍会回到北安村委会，纪念和哀悼在惨案中逝去的生命。即使现在，何淑琼一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非常愤怒。 “我怎么能不恨呢？家庭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