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初教授：中国家具文化的海外见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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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静初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长沙)

编者按：胡景初教授是我国家具的奠基人之一，1968年被分配到上海家具公司工作，1976年回到母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中南林业学院），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率先创办家具设计专业，1994年创办学术期刊《家具与室内装饰》。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家具业兴衰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退休后，他依然心系行业，坚持写作，不仅有自己独具特色、以水墨设色的“家具画卷”，还有以丰富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为基础的“家具历史故事”。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出版一系列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家具历史故事”。

1.中国家具文化的海外传播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一书作者方海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家具体系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为现代家具的主流成就提供了基石。中国家具为许多现代椅子系列提供了原型或设计原则……那么，中国家具是如何流传到海外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中国家具在海外传播的媒介主要是家具实物和专业著作。自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无数考古学家、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发掘和考察，获得了大量的实物和资料。其中著名的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法国学者保罗·佩里、德国考古学家勒科克等。他们带回的实物、照片、研究报告和著作，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古代中国辉煌的面貌。此外，鸦片战争前后各国列强从中国掠夺的家具等珍贵文物，也为中国家具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实物样本。

对中国家具有浓厚兴趣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一批有关中国家具的图集或专著。如英国古典家具设计大师托马斯·齐本德尔于1754年出版的《绅士与橱柜制作师指南》中，将中国家具列为其设计的三大来源之一；175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出版了其重要著作《中国建筑与家具设计》；1922年德国奥迪隆·罗什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介绍了中国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宫廷漆器家具的图集，实物均藏于德国； 1926年，德国人莫里斯·杜邦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另一本类似于《中国家具》的书，但内容更为广泛，所收录的都是欧洲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典家具，也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故宫流失的家具；1932年，丹麦设计院的奥勒·瓦赫尔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该书讲述的是中国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家具；1944年，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出版了《中国红木家具图解》，主要介绍中国明式硬木家具，由于该书后来在中国以中文出版，对国内业界影响较大； 1948年英国人乔治·凯茨出版《中国民间家具》，将视角由宫廷转移到民间。上述著作对中国家具的海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更多的西方人进一步了解、接受中国家具，成为中国家具的收藏者，从而加速了中国古典家具的流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家具的海外传播仍在继续，依然是以家具实物和专业作品为媒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当国人一心追求西方时尚家具时，西方人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古董家具。中国一些地方博物馆从农村低价收购明式椅子、架子床等古董家具，高价卖给外国商人赚取差价，成为中国古董家具流失的帮凶，而尚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也愿意用旧家具换取现金。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中国古董家具的大量流失和海外传播。由此掀起了收藏中国古典家具的热潮，大量淘宝购物者应运而生。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专家学者对中国家具的兴趣日渐浓厚。1952年，路易斯·霍利·斯托里（Louis Holly ）出版了《椅子在中国》一书；1965年，CP·菲茨杰拉德（CP ）出版了《床：中国椅子的起源》一书；1971年，RH·安思远（R. H. ）出版了《家具：明代和清初的硬木实例》一书；1979年，米歇尔·伯德利（ ）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1979年，吉莲·沃克林（ ）出版了《古代竹家具》一书；1995年，南希·柏林纳和萨拉·汉德勒（Sarah ）出版了《房子的朋友：来自中国城镇的家具》一书；1996年，南希·柏林纳出版了《屏风之外：16、17世纪的中国家具》一书。方海先生的博士论文中提到的其他作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一时期，除了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外，国内专家学者也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著名的明式家具研究者王世襄先生，在1985年出版了其姊妹著作《明式家具藏品》（图册）和《明式家具研究》（专著）。这两部著作是总结他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经典之作。他个人收藏的家具，现大部分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另一位知名家具研究者，芬兰阿尔托大学设计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工业大学特聘教授方海博士，以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时空范围、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极其丰富的基础数据，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具体系所蕴含的设计原则，对世界现代家具的主流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他在博士论文《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中）中，以椅子为例，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具为现代设计贡献的诸多原型和独到见解。

如果说王世襄先生的专著英文版在香港出版，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方海先生的博士论文在欧洲直接出版发行，其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他们都是推动中国家具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人物。

如果说鸦片战争带来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那么由此带来的中国家具在海外的传播也是一种“强制传播”，依靠的是外国列强的掠夺，依靠掠夺而进行的研究和传播。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开放，由此带来的中国家具在海外的传播也是主动的传播，这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信，也是建立在中国家具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家具生产国、第一大家具出口国、第一大家具消费国。我们期待中国家具在世界各地传播，让中国家具文化在当代设计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二、中外古今床语史

世界上最早的床是在南非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距今7.7万年前。据报道，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林恩·沃德利带领的考古学家团队花了10年时间发掘了一个名为“斯布都”的山洞，在洞穴地面发现了一层层的草、莎草和灯心草，这是人类最早的床的雏形。在西安半坡遗址还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10厘米高的土台，这个土台也是床的雏形，后来发展成为北方人睡觉用的火炕。

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古埃及家具中，还发现了类似榻的卧榻和木床。法老的床在床头处有月牙形的枕头，在床尾处有雕刻有敌人图像的脚凳，暗示睡觉时会踩到敌人。床头略高于床尾，即床具有一定的倾斜度，以防止深度睡眠，一旦有敌人出现，随时惊醒。当时的榻和床的造型与今天的担架相似，只是两长边的下端装有四个带有雕刻和装饰的动物脚，它们行走的方向相同。

中国的床也出现得很早，应该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人生，抱来卧于床”（《诗经·小雅·司坎》）。现在史料中最早的记载是在《战国策·齐策》中，其中说：“孟尝君游楚，献象床。”汉刘熙在《名释·床辞》中说：“床，置物之所，即所置也。”还说“床，人坐卧之所。”床与榻有一定的关系。《通素文》说：“榻阔三尺半，床谓独坐之床，床阔八尺。”可见床与榻的区别在于大小[2]。关于实物床，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彩绘木床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实物床，长、宽、高均为440毫米，形制与今天的床相差无几。床四周设有可拆卸的方形栏杆，两边栏杆之间留有空隙，方便上下床。床为7块方形木节（4纵3横）拼成的长方形床架，上置竹制床屉。床脚雕成对称的卷云形肩部，上置斗形方形支座，斗中部用方柱形榫头插入床下孔内，可见其结构也十分合理。

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家具简陋简陋，床亦然。早期的床类似古埃及的床，可以拆开或折叠，外出旅行或探亲时，常将床和衣物带在身边。后期的大床大得惊人，简直就是睡觉的大平台。一张床通常面积3平方米，供数人睡觉。大床可让四对夫妻舒适地并肩而睡，互不干扰。15、16世纪阿尔卑斯山晚期哥特国家还流行一种带华盖的床，一种是靠墙的一端带华盖，另一种类似中式架子床，用弧形华盖连接高屏架两端，与中式架子床不同的是，它两边仍可上下移动。这种床一直流行到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的各个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四柱床开始流行。法国的四柱床多用窗帘围起来，英国和西班牙的四柱床则喜欢用旋转的木柱或绳状柱装饰。

无论是早期简易的折床、平板床，还是后来的带有架子床或四柱床的床，或是当代的屏风床，西方的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边都可以上下移动，不像中国的架子床只有一边可以上下移动。我国秦汉时期的床，贵族们的床就很讲究，有的配有屏风，有的配有帷幔。但那时帷幔和床的关系并不密切，帷幔多与室内装饰相结合，屏风的包围作用也比较弱，有的只在两边包围，说明床的空间还不是很封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床的封闭性进一步加强。从东晋《女史箴图》中可以看出，大床四面都装有屏风，前面留有可移动的屏风，供人上下。屏风上设帘子，组成封闭的四面屏风床。但从结构上看，屏风仍是屏风，帘子是帘子，床是床，三者结合并不紧密。直到宋代，才出现了围合部件与床体相连的屏风床或围合床。到了明代，自然出现了架子床，有四柱、六柱，甚至八柱架子床。床的三面围上床罩，帘子系在床架上，起到了进一步封闭空间的作用。所以古人在新居里大做文章时，即使朋友从窗户纸里戳进来往里看，也不用担心因为窗帘严实而漏出春光。后来就有了步出式床，也写成“八步床”。步出式床是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外面加了一条浅过道，形似房间。浅过道两端可以放置小柜子和盥洗室。整个床是前厅后室的空间布局结构。

纵观中国床铺的整体演变过程，从平床到罗汉床，再到架子床、步出式床，从开放式到封闭式，从用帘子暂时围起来到形成床铺结构本身的封闭性，不难看出隐私性需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西床的对比，西方在整个中世纪并不追求隐私，主仆同室，四对夫妻共用一张大床，虽然空间足够容纳，但中间没有任何阻碍，他们的婚姻生活对于中国人而言，确实需要一些勇气。民间尚且如此，国王也并不舒服。路易十四及其之前的历代国王，经常有大臣在豪华的架子床边，早上请示，晚上汇报。直到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的年幼的曾孙路易十五即位，家具才以轻松活泼的风格取代了正式的风格，逐渐由富丽堂皇走向亲密私密，由富丽堂皇走向精致柔和。房间也开始划分为公共区域（厅堂）和私人区域（卧室）。路易十五搬进凡尔赛宫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布置自己的居住区域。巨大的国王卧室依旧原封不动，起床和就寝的奇特仪式依然保留。那是给臣民看的，已经成了一种仪式。因为国王不再睡在这里，而是睡在一间不对外开放的私人卧室里。促使路易十五做出这一改变的，是他的情妇兼红颜知己，大名鼎鼎的蓬巴杜夫人。她担任路易十五的顾问达 20 年之久，对路易十五风格，也就是洛可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频繁与密切，中国与欧美民众使用的床铺开始融合统一。无论是古典风格还是现代风格，木质床还是金属床，无论是居家还是酒店使用，在当今世界，屏风床是主导的床铺样式。

3. 石库门、海派家具

“石库门”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一种新型的住宅建筑风格，是将中国传统江南民居与欧洲联排别墅相结合的新型住宅建筑，类似今天的联排别墅。但它与联排别墅不同，它不是建在住宅小区的空旷地带，而是建在城市街区​​的弄堂两侧，鳞次栉比，是闹市中的住宅区。百余年来，它一直是上海人的热门选择。

我心中的理想家园。临街一侧是一堵高大的城墙，颇具中国城墙的韵味。每间“石库门”都装有一对高大的木质漆门，门上装有锁。门上一般镶嵌一对磨光的兽头铜环，门廊上常有文艺复兴式的浮雕装饰和半柱顶饰。门内是天井，中间是客厅，后门通向楼梯和厨房。天井两边是前后房或“耳房”。二楼是卧室和书房等。卧室又分为主卧、老人房、女儿房、儿子房等。三楼是天台和楼阁，也就是建在天台上的小平房，当家庭经济困难时也用来出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多少落魄文人，在亭台写下了不朽的作品。

“石库门”的主体结构依然秉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格局，但在细节上却充满了西方元素。比如，建筑材料上采用了水泥。在空间利用上，将传统的一进、两进房屋改为二、三层，在获得同样大小的居住面积的同时，节省了地面空间。玻璃取代了窗纸，百叶窗的使用则是完全西方化的理念。如今在上海“新天地”的“吴里巷——老上海石库门生态展示馆”里，依然可以看到“石库门”的生活场景。

以上当然是早期独栋住宅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战乱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许多“石库门”变成了“七两房客”的大型混合住宅。石库门怀着慈母般的心，庇护着来自四面八方同样是尘世堕落之人，虽然喧闹拥挤，却和谐相处，继续繁衍生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南京东路五福里85号的一所“石库门”住了六年。那是我当时工作的家具厂安排我搬进来的，因为我原来的住所需要基建。大概是公私合营时小业主投入的资产吧。我对“石库门”也有很好的体会。好的是，一旦关上门，它就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体系，安静又舒适。邻里交流互动比如今的高楼住宅好多了。有一次我发现一条蛇，惹得邻居们兴奋了好久，直到把蛇抓了出来。在上海美术馆装画的刘先生一家就住在我楼上。文革期间，美术馆也冷清了。著名画家唐云经常到刘家来，请刘先生装裱自己的画，还经常现场试画，给刘家留下一些小作品。不便之处是没有厕所，幸好巷子里有个小便池，就是靠墙与下水道相连的小便池，两端只隔着一道窄墙，路人习惯从小便池后面经过。这种简易小便池在上海并不少见，因为是露天的，所以女性不能使用，厕所是“石库门”女性的必备用品。说是家具也不为过，小便池不远处就是老虎灶，一分钱可以接一个热水瓶开水，周围有杂货店，提供油盐酱醋烟酒，生活十分便利。

早年“石库门”家具以海派家具为主。海派家具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在传统中国家具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家具的品类、功能、款式、装饰等，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家具。它和“石库门”一样，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衣柜、五斗橱、床头柜、梳妆台（镜台）、高低屏风床、皮沙发、玻璃门装饰柜、矮茶几等海派家具的新品类。海派家具为“石库门”居室生活提供了新的功能，倡导时尚的行为方式。海派家具设计的来源有“近代风格”、“混合风格”、“茄子风格”、“复兴风格”、“法式风格”、“花旗风格”​​、“大不列颠风格”等。“法式风格”即路易十五风格，“大不列颠风格”即维多利亚风格，“茄子风格”即德国日耳曼风格，“花旗风格”​​即美国联邦风格。海派家具是西方家具文化的大融合。

我要提一下与高低屏风床配套使用的床头柜，上海人赋予它特殊的功能，称之为“夜壶箱”。“夜壶”是供男人小便的容器。由于“石库门”里没有厕所，所以她们晚上起床时用夜壶，放在床头柜里方便取用。妇女则用红漆马桶。每天清晨5点左右，巷口的花岗岩路上就会响起粪车碾过的声音和“抬它！抬它！……”的吆喝声。“石库门”里的妇女们会出去把便便倒进粪车里，用自家的水冲洗干净。马桶和夜壶也是“石库门”和海派家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开个玩笑，据沈嘉璐先生的书里记载，在上海一所大学教英语的罗伯特先生热衷于收藏中国古家具。他在福佑路古玩市场买了一个大红漆木桶，摆在客厅，盖上大玻璃，当作茶几用。后来，他又买了一个异形陶罐，摆在壁炉架上。由于不懂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不知道红漆木桶是马桶，陶罐是夜壶，所以他成了收集中国排泄文化的专家。上海制造木桶、马桶、木盆的工厂被称为“木厂”，专业分工早已存在。抗战后，上海有上千家木厂，也可见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普遍用途。（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胡荆楚（194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国著名家具理论教育家，中国家具学科创始人之一，《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社社长，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曾获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林业局教学成果一等奖、河北省轻工业厅科技进步特等奖。2006年获中国家具协会“中国家具设计突出贡献奖”，2019年获中国家具协会成立30周年“中国家具行业突出贡献奖”。撰写有《家具设计与制作》、《家具透视》、《日本家具》、《家具生产图集》、《家具世界》、《家具设计概论》、《世界近代家具发展史》、《家具设计词典》、《荆楚画家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