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50年：文学外宣窗口与人文精神的传播机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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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本文转载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摘要]《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已出版半个世纪，曾是我国文学宣传的重要窗口。该刊在选稿、翻译、出版的传播机制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文学》的特色和服务宗旨。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外文出版集团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主编王明杰先生详细介绍了该杂志的运营模式、译者群体等情况。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沟通是建设性的。

【基金项目】本文为胡牧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传播视域的“中国文学”研究（英文版）（1951-2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牧，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云辉（1992—），女，河北沧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文学》英文版已出版半个世纪，对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和介绍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学者对该期刊有多种研究视角，采访“证人”就是其形式之一。例如，何林、赵新宇（2017）采访了原英语翻译室主任熊振如先生[1]，四川外国语大学课题组（2016）采访了原英语翻译室主任黄友义先生。中国外文出版集团副局长、总编辑 [2] 吴子轩（2010）采访中国外文出版集团原副局长、原副局长王明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3]。这些采访内容广泛且内容丰富，进一步丰富了该杂志的研究材料。

本次访谈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谁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怎么翻译”，聚焦“中国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和人文精神。 ”。受访者王明杰先生是中国外文出版集团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主编。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和政治文本的外译审定工作。

以下内容为2017年4月29日下午笔者在中国外文出版集团办公室采访王老师的采访记录，后由博士生朱云辉整理。全文已经王老师审阅并通过。非常感谢！

胡牧（以下简称胡）：《中国文学》杂志（1951-2001）英文版已存在半个世纪，近二十年前已停刊[4]。您能否简单回顾一下这本杂志的发展历史？

王明杰先生（以下简称王）：《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半个世纪以来，出版了590期，介绍了2000多名作家、艺术家，翻译了3200部文学作品[5]。 50年来，该杂志的翻译内容、格式、出版时间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可以说，该杂志内容丰富，作者众多。

期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创刊到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际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积极倡导创办英文中文文学杂志。他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应该通过这样的出版物翻译介绍到国外。他的倡议得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他们联系了当时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翻译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请他回国负责这项工作。叶君健回国后，邀请杨宪益、戴乃迭、沙伯礼等翻译家组成新中国第一支汉英文学翻译队伍，在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前身）领导下工作。语言出版社）。

第一期和第二期我都看过，放在杂志英文版的柜子里。起初每年出版一期，内容涵盖李季、丁玲、赵树理等人的早期作品，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的婚事》、袁静、孔珏《新儿童》《英雄》等。该杂志由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主编，叶君健任副主编。具体工作由叶君健负责。 1953年，《中国文学》杂志正式创刊，1954年开始季刊出版。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做文学翻译的人不多，一年出版一本《中国文学》，影响力不大。随着国情的变化，文学翻译的状况也在慢慢好转。 《中国文学》后来发展成为月刊。文革期间曾一度成为季刊。文革之前，我还没有在文学社工作过，所以对以前的情况不太了解。后来我翻阅文革前出版的期刊，发现很多翻译都很好，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

1970年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当时，整个外国出版局有两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因为我非常喜欢文学，而且正在学英语，所以我很幸运能被分配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我们的出版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1979年以来，该杂志出版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批反思文学作品、反映国人现实生活的小说出现在杂志上，杂志发行量逐渐上升。

当时每月出版一期，一大批现在著名的作家通过《中国文学》杂志走向世界，如陈容、张杰、古华、张贤良等。当时入选的作品都是引起社会轰动的代表作。比如陆新华的《伤痕》、陈榕的《中年》、张贤亮的《绿树》、古华的《芙蓉镇》、冯骥才的《神鞭》、姜子龙的《乔厂长之夺》。这些作家大多是当时比较年轻的人，他们的作品通过《中国文学》走出国门。 1979年，杨宪益任副主编，一年后任主编[6]。在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何鲁社长和杨宪益主编的领导下，杂志的工作步入正轨，发行量大幅增加。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杨宪益的策划下，杂志社开始出版系列文学书籍——“熊猫系列”。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外译最繁荣的时期。

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供选择的作品也更多了。另外，《中国文学》的工作人员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对国外情况、读者口味等有一定的了解，随着政治环境日趋宽松，选材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精心翻译，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

随着老一辈翻译家的退出，特别是杨宪益、戴乃迭、叶君健、沙伯礼等翻译家的退休或调动，“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逐渐褪去。此外，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外国了解中国的渠道大大增加；其次，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外国翻译家与中国作家的接触和交流增多，更多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国外直接翻译出版。

《中国文学》杂志于2001年停刊，历时50年半个世纪。就中国文学对外翻译而言，其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

胡：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经历了风风雨雨。从创刊到停刊，从翻译到发行，始终由政府资助。这是为什么呢？

王：《中国文学》的出版发行与政治气候密不可分。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当时翻译的主要是样板戏和口号之类的东西，比如天津小金庄的诗、《欧阳海之歌》、《晴天》，都算不错的。这种性质的宣传出版物很难在国外销售。

《中国文学》号称发行到156个国家和地区，但实际上主要发行到非洲、英美等国家。当时出版发行的费用是由国家补贴的。杂志费用（不含员工工资）约为30元，国际邮费10元。这本杂志的售价很低，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这本杂志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文学》的国外捐赠名单有百人左右，其中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大学教授、学者、名人等。除此之外，用于销售，但销量仍然非常有限[ 7]。文革时期比较穷，只卖了两三千册。好的时候，能卖出四五千本。

《中国文学》的境外发行主要由外文出版局下属的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原名国际书店）负责。公司在海外经营并联系了多家书店。通过他们，杂志进入了当地的一些专业书店、大学图书馆和一些公共图书馆，但在普通书店里却找不到这本杂志。

胡：在杂志的流通过程中，政府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文本制作过程中，《中国文学》社长、主编作为翻译出版的把关人，对《中国文学》源语言文本的选择有何标准？

王：杂志领导班子由社长、主编、副主编、副社长四人组成。 《中国文学》杂志的领导班子里总有那么一两个同志曾在西方生活过或熟悉西方文化。这个团队对外意识比较强，更注重挑选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注重人文关怀的作品。以及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情感。领导班子通过编委会落实编辑方针，讨论每期杂志的重点，及时沟通解决不同意见。主编杨宪益在每期均发表用英文直写的“编者注”，帮助读者理解本期内容，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编辑部常年订阅多种文学刊物和报纸。十几位编辑仔细阅读这些出版物并选择适合外文翻译的作品。一般来说，它们不用于提交。即便如此，到了英国和法国各部委的手里，也有不被承认的情况。有些作品，中文编辑认为还可以，但译者觉得该作品可能外国人无法理解，或者不适合外部使用，所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编辑和译者对于稿件选择常常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领导力就很关键。杨宪益当主编时，处理得比较好。编辑部送审作品时，由主编、副主编首先宣读，重要作品也会由院长宣读。如果他们觉得不合适，请将其退回编辑部。后来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成为委员会成员。这对于沟通各文学部门的工作状况，交流和协调编辑、翻译的观点，研究对外宣传的素质，大有裨益。编辑们在精通中西知识的主编的指导下，在工作中逐渐学习和了解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更适合外译，稿件选材质量也越来越高。日益改善。

胡：您能详细介绍一下杂志翻译部的工作流程吗？

王：英法语言部收到主编发来的作品后，语言部主任会根据情况发送给译者。翻译过程是这样的。例如，英语系主任给了我一个短篇小说，要求我在两周左右完成它。我翻译完初稿后，交给外国专家修改，然后返回给我让专家审阅。如果没有问题，我会让打字员打出一份清晰的草稿，然后交给入围者定稿。草稿定稿后，会有专人“修改”，注意一致性、首字母大小写正确等文体问题。然后送到印刷厂。当时没有电脑，所以师傅们用Mono机（字母排版）或Lino机（票据排版）来排版，即用熔化的铅铸造单个字母或票据，冷却后组装起来将其放入一个方盘中，周围用小木条固定。绳子系紧，印在“长条”上（校样，我们称之为“”）。师傅的英语很好，但在这个复杂的制作过程中，错误还是难免的。翻译人员需要到印刷厂阅读校样并边走边修改。一般来说，他们需要阅读校样五六遍，有时甚至多达五十遍。八十九次。打印前请确保没有错误。所以当时的年轻翻译家经常去印刷厂，和师傅们配合默契。

胡：您提到了翻译的工作流程。您能介绍一下原译者的风格和特点吗？

王：总的要求是译者要体现原作的风格。事实上，不同的译者还是有各自的特点的。比如，叶君健注重文采，用词谨慎；唐生讲究流畅、口语化。在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译者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一般来说，一部小说，即使是中篇小说或长篇摘录，也应尽可能由一个人完成，以保证风格的一致。

应该说，《中国文学》发表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是由团队完成的。译文初稿完成后，经过外国专家的修改和润色，再由入围者审阅和修改，所以这是一个。当时英语系有很多伟大的专家，更不用说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来自美国的夏皮罗。 1947年来到中国，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后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8]。在杂志上，他主要翻译当代小说，如《家》、《红日》、《林海雪原》等，后来又翻译了《水浒传》，好评如潮。 《水浒传》中的人物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但又不同于学者、学者的语言。沙布里把这些人物的方言、俚语、俚语翻译得非常贴切。叶君健是另一位作品众多的大师。早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创作出版了英文小说《山村》，翻译了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创作了小说《土地三部曲》。当时英语队的领队叫唐胜，毕业于剑桥大学。解放前，任联合国翻译部中方组组长。她的英语很好，尤其是口语，非常地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名解放前教会学校或建国初期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熟悉西方文化，具有丰富的汉英翻译实践和经验。

英语系同事互相尊重，工作和谐，氛围很好。他们非常关心和爱护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真诚地帮助我们提高业务水平。

胡：您刚才谈到了译者的风格和特点。 《中国文学》对其翻译工作有具体要求吗？

王：是的。但没有明确规定。首先，我们要忠于原著，要尽力翻译原作者的风格。其次，它必须是读者能够理解的。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译者可以灵活处理某些表达方式。中国文学在西方人眼中和在中国人眼中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红楼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部杰作，但译者戴乃馨却不喜欢它。她说《红楼梦》太长太罗嗦，只能编成一卷。因此，我们在处理小说时，首先是编辑对原作进行必要的处理，然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一步进行解读。有些词可能不适合外国人，或者外国人听不懂。有些名词前面有三四个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人员可以采取变通办法或干脆删除它们。适合性最终由决赛入围者决定。例如，孔子的“礼”有多种含义，但在不同的语境中，“礼”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翻译成英文时可以灵活处理。小说的翻译允许有更多的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格拉迪斯说，对于小说中的人名，一般可以采用意译，而不是音译。因为音译对于外国人来说很难发音和记忆。因此，戴乃迭翻译小说时，既有音译名，也有有意译。比如，一个人的名字里有“崔”字，她就会把“崔”字的意思翻译成英文，只要有意思，能记住，生动。

胡：每个译文通常都会有译者的签名，这样可以判断和比较译者的不同风格。

王：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有了版权意识。 《中国文学》译者现在可以在译文上签名了。一方面尊重译者的劳动，另一方面强化译者的责任。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更符合国外出版业的做法。如果是我翻译的话，一定是王老师写的，但我心里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翻译，而是包括了审稿专家和入围选手的辛勤劳动。

胡：优秀译者的功劳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做成功的嫁衣，帮助他们在异国文化中找到共鸣。

王：在中国，《中国文学》是当时唯一把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并在世界各地发行的刊物。因此，该杂志联合了一大批作家。他们经常来编辑部，也经常参观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外文出版局大院的住所。大家都成了朋友。常客有陈容、张杰、张贤良、姜子龙等，他们的作品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敲开了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

胡：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9]。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接受和评价如何？

王：文学说到底还是人的研究，人的研究，人性的研究。文学是一种更善于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形式，因为无论白、黑、黄，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所以文学语言很容易被读者接受。我们经常收到国外读者的来信，反馈都很好，有的很感人。

《中国文学》在国外尤其是在高校师生中仍有影响力。每期《中国文学》都会发表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外国读者对中国古典的东西也很感兴趣，尤其是一些大学教师和研究学者。国外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普遍订购《中国文学》。另外，美国有一本杂志，叫《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每期都会从《中国文学》中选取一两篇文章进行转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学》扩大影响力。

胡：今天中国文化或者文学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中国文学》当年就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它在文本生产模式方面为当今的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示范和借鉴。如果有当时读者的书信、书信等数据，就能更好地证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

王：在英美国家，任何来自其他国家的东西都是“利基”，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国外的大型书店里，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很少有机会摆上书架。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别人发达，自己的科技手段比别人先进。许多人对其他文化不感兴趣。这是客观事实。另外，我们的分销能力也不强。由于中国在改革发展之前处于封闭状态，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时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此外，就文学翻译而言，正如《西游记》译者詹纳所说：“这些任务应该由我们来完成，而不是由中国人来完成。”文学作品不同于政治经济文章，而翻译将其翻译成西方语言更是困难，因为如果翻译的句子没有语法错误却像教科书一样死板，会有人看吗？但世界上有多少合格的汉学家愿意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呢？因此，这项工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不能依赖外国汉学家来完成。但我们能不能只靠中国人把中国的东西翻译成外国语言呢？也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外合作。比如杨宪益和乃迭的合作就是一个典范。我们可以聘请外国人与我们一起进行中译英翻译。事实上，《中国文学》的实践就是中外合作翻译。不少国外研究者将杨宪益、戴乃迭版本的《红楼梦》与霍克斯版本的《红楼梦》进行比较，认为杨宪益版本更忠实于原著，并具有中国风格的翻译，在这方面比Huo版本要优越。霍的版本常常对原著进行解读，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但又有点脱离原著。由此可见，中外合作是正确的道路。

出版物发行是我们的弱点。为了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沟通”是英语系的一项重要任务。每期《中国文学》杂志都会附有一份《读者问卷》，每月可收到数十封来信。我们将信件摘要翻译成中文，整理成册，并发送给杂志社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目的是让大家了解读者的需求，提高杂志的质量。这项工作叫做“沟通”，由专人负责。当年的众多读者来信中，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读者对法国版励志小说《乐米妮》的反应。总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被雇主解雇的盲人，郁郁寡欢地坐在河边的故事。一个女孩过来安慰他并鼓励他。后来，男子去工厂上班，恰好女孩是该工厂的员工。当女孩再次出现并帮助他时，他认出了女孩的声音。这时他才发现，这个女孩也是个盲人。他被女孩坚定的意志和理解深深感动，更加坚定了他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位法国读者写信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旁边坐着一个盲人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小女孩正在小声地哭泣。作家拿出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我给母女俩读了《明小姐》。母女俩听后非常感动，盲人小女孩也受到了启发。这位读者写信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并表达了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文学的作用就在这里，跨越时空，直击读者的心灵深处。

参考

[1]何琳，赵新宇. 《中国文学》()访谈实录[J].文史学报，2017（1）：93-95。

[2]《中国文学》研究组英文版。半个世纪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兴衰——访黄友义先生[J].英语研究，2016（2）：42-47。

[3]吴子轩. 《中国文学》杂志与中国文学英译——访《中国文学》原副主编王明杰先生[J].东方翻译，2010（4）：52-55。

[4]马世奎，倪秀华。塑造自文化形象 - 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5] Xu 。 “中国文学”对外部交流的历史贡献[J]。外部交流，2007（8）：46-50。

[6] Yang 。在漏水的船上用葡萄酒回想起过去[m]。由Xue 翻译。北京：北京十月文学和艺术出版社，2001年。

[7]江扇。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文献的外国翻译模型的比较研究[J]。翻译季刊，2013年（69）：66-116。

[8] Sha Boli。我的中国[m]。由Song Shubi翻译。北京：北京十月文学和艺术出版社，1998年。

[9] Zheng Ye。在国家机构的赞助下，外国翻译和中国文学的引入[D]。上海：上海国际研究大学，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