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消费金融司法催收诉讼激增，涉案金额达26.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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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被称为该行业消费金融最困难的一年。今年以来，各消费金融公司提起的司法催收诉讼数量急剧增加，涉案金额激增。

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根据企业调查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开张的27家消费金融公司，2020年累计提起法律诉讼超过10万起，总金额达26.05亿元。去年，这个群体的数据是 48320 件和 17.42 亿元。

具体而言，与 2019 年相比，今年共有 24 家消费金融公司的法律诉讼数量有所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案件是由消费金融公司向借款人提起的追讨逾期款项的借款合同纠纷引起的。其中，海尔消费金融、中国邮政消费金融和中银消费金融今年的诉讼案件分别为 27712 件、20876 件和 16694 件，超过同行平均水平。多

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消费金融公司诉讼纠纷数量激增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8月底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同案中关于消费金融公司利率是否基于民间借贷新规存在不同判决，导致部分借款人以利率超过法律保护上限为由拒绝还款等争议。此外，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整合和 P2P 的淘汰，消费金融公司客户群中的共债群体失去了营运资金来源，相应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能力减弱，导致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纠纷增多。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温指出，相比一些有争议的“灰色”贷后管理方式，消费金融公司更容易主动提起诉讼和仲裁，这也表明司法催收正在成为消费金融公司进行贷后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小瑞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持牌金融机构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贷后资产质量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合法催收相关的第三方公司的兴起，贷后管理产业链更加细致的分工，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在线批量仲裁诉讼保全的实现，大大提高了持牌金融机构的贷后管理效率。

今年8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提到消费金融贷款金额往往较小，单诉效用低，成本高。据统计，多达 11 家消费金融公司占诉讼总金额的 20% 以上。其中，海尔消费金融和中国邮政消费金融每批次的诉讼案件数量均超过 500 起。

报告以海尔的消费金融为例，揭示了互联网法院在诉讼保全方面取得的突破，2019年，海尔与地方法院共同构建的互联网审判系统正式上线。互联网审判系统由海尔端和法院端两部分组成。证据齐全后，海尔系统可以一键申请立案，同时系统自动生成起诉状和证据目录，并将起诉状、证据目录和全套证据推送到法院系统。在法院端系统收到案件后，点击 同意 完成立案，即可在法院端系统一键进行案件分案和排期。安排后，司法辅助人员可以提起诉讼，可以自动生成开庭当天的庭审笔录，开庭后自动生成判决书并加盖法院印章，可以一键关闭并存档。

在行业律师看来，司法催收的优势在于其合法性和威慑力。司法催收方式合法合规，一旦胜诉，即可利用法律效力和威慑力对借款人进行制裁，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追讨欠款、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高消费等，以促使逾期借款人偿还贷款，保护公司资产质量。

然而，司法催收并不是打败敌人的“利器”。苏小瑞告诉记者，官司是消费金融公司催收的一种手段，能否见效，还需要观察后续执行，如果官司胜了但无法执行，“老赖”消失了，那就不能起到“利器”的作用。

记者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在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的数千起司法案件中，法院执行时，发现借款人已经失联或借款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例如，在今年7月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刘某新借款合同纠纷案中，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后，已经用尽了相关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没有有效的执行财产， 且申请人无法提供有关有效财产的任何线索。

在某些情况下，被执行借款人名下的资产已经被没收。在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邮政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叶某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今年11月，法院向房屋财产登记部门询问，发现被执行人叶某辉的房屋位于中国邮政银行有限公司的房屋编号为。×惠州大亚湾，该案最初由大亚湾区人民法院封存。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的支付宝、财付通、京东账户以及证券、股票等相关财产信息进行了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的任何财产信息;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叶文辉被执行人的不良表现作出决定，将被执行人叶文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名单。

以上都反映了消费金融公司在司法审批和执法方面普遍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