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平台零工群体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未来就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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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员”组成的平台零工群体正在被看到。他们是新闻的主体，是电影的叙事对象，也是孙萍观察的对象——从2017年开始，她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实地调查。她拒绝将乘客扁平化为单身受害者，也不想将他们置于“控制-抵抗”的二元叙事框架中。她更愿意看到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

作者/邹璐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工作，你愿意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学者孙平在2023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向观众提出的问题。对于零工，她给出了一个直观的统计：“未来，一个我们当中每 4-5 个人就会靠打零工谋生。”

然后她问大家：“你们愿意当送货员吗？”外卖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在考虑做兼职时不假思索的选择，而平台也成为了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角色。孙平认为，平台虽然让零工规模化、制度化成为可能，但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劳动文化。

（图/《逆行人生》）平台以极其兼容的态度连接了亿万零工。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已达2亿人。其中，互联网灵活就业人数接近1亿，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快速增长。自2017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以来，孙平开始对外卖骑手群体进行研究，并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实地调查。在实地考察中，孙萍几乎每次遇到新骑手都会问：你们为什么做外卖？ “转型”这个词是她最常听到的答案。 “我们先尝试跑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过渡。”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先来外卖。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孙萍最近出版的《转型劳动：平台经济中的外卖骑手》一书中，她直言，劳动的工具性已经越来越普遍，而对于平台零工来说，真正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并不多——尽管他们非常勤奋。她称送餐骑手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群体”，他们感到茫然，对未来缺乏规划。正是这种劳动力永久转移的感觉，让“未来”这个词变得模糊。她在书中解释道：“短暂性正在影响着很多人。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能做这份奇怪的工作多久，也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会是什么。送餐是如此短暂——术语，劳动力的过渡。”

《转型劳动》孙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铸币实验，2024年7月 孙平认为，平台化零工劳动包装了一幅美妙的图景：普通人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哪个平台、什么时间开始工作，工作多长时间都是你自己决定的。然而，在美丽的新自由主义幻想背后，普通工人的机会却在减少。虽然他们经常走动，但他们似乎被困在墙内，永远处于“过渡”状态。七年来，孙平在野外工作中结识了很多骑手朋友，而老冯是他关系最亲密的。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老冯却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小学三年级辍学后，老冯打过无数的零工，做装修、送冰淇淋、代驾，甚至当过理疗师。到现在，他已经从事送餐工作7年多了。 2020年12月底，孙平接到老冯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老冯提到老刘遇到了店家索赔，想咨询律师，希望孙平能帮忙。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讨论个人问题。有一次，他们一起救了一只被高速公路撞到内脏被撕裂的狗。他们花费了数万美元，但没能救活这只狗。最后，狗还是离开了。这就是孙平的做事风格。她拒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受难者，也不想步入“控制—抵抗”的二元叙事框架，而是聚焦于个体劳动者生动的生活体验。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关于绝大多数工人“如何在不确定和转型中抓住机会、塑造自己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新书出版前，老冯给孙平写了长篇封面推荐。孙萍觉得这种原始的粗糙很可爱，比那些高端理论更好，所以她尽可能保留了原文。老冯在推荐的最后写道：“送外卖、快递本来应该不会很辛苦，但被挤压让外卖和快递员越来越难，尤其是涉及到工伤、死亡等安全问题。”这可能是快递的问题。”外卖困难的根源。”以下是《新周刊》孙平的采访实录。

零工工作走向“永久转型” 《新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包括算法系统和组织管理的变化。您的书似乎不仅限于此，而是从送货骑手开始，并指出了更广泛的过渡性劳动力。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过渡性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孙平：打零工可能从秦汉时期就有了，只是劳动方式不一样。以前我在地主家当过牧羊人，在商店里当过服务员，都是一些零工。到了20世纪50年代、1960年代，中国的人口中只有30%左右是工人阶级，其余的人口都是农民、半工半农、打工，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这么称呼他们。时间。改革开放后，他们开始到城里的工厂去，包括鞋厂、服装厂、建筑工地。平台经济时代，劳动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流动率上。以我们在北京调查的一家外卖网站为例，90%的骑手在一年内转行或辞职。这一点是以前的工厂无法比拟的。这种周转率还在持续增加。最终，它表现为一种永久的过渡状态。这群人从A跳到B，从B跳到C，再从C跳到D，在各个打零工平台上来来回回。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再回到工厂。过去，我们会说打零工的人就像“候鸟”，每年都会回到两个地方。现在我觉得它们变得像“小蜜蜂”一样，来回跳动，看起来更吵闹。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这些骑手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通常出于什么目的进入这个行业？孙平：我们在北京的问卷调查中发现，80%以上是农民工。他们以前在建筑工地或者工厂，这些人是骑手的主要劳动力。至于剩下的20%，成分多样，无所不包。比如，有大学生暑假期间开外卖店赚外快，也有情侣出去体验生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破产的小企业主，包括以前开过台球馆、火锅店、美甲店、理发店的。他们可能会因为疫情、网络赌博、家庭成员生病而破产、生意倒闭。我称他们为一群曾经辉煌但现在衰落的人。其中一些人仍然背负着高额债务。这群人来做外卖，是希望以相对较快但风险较小的方式还清债务、积累财富。与其他行业相比，外卖有几个特点：一是不拖欠工资；第二，你工作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第三，收入比较好。有一位小伙子，疫情期间在北京开了一家台球馆，已经三年了。他每年损失50万元，三年损失150万元。他开始执行订单来偿还债务。跑单一年可以赚20万元。这是因为他能吃苦。要知道，这种“单身王”的待机时间长达每天16小时。

（图/《逆行生活》） 《新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他们会被广告中“月薪过万元”的说辞所吸引。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孙平：是的，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发现“外卖小哥月入过万”这个说法是在2015年出现的，当时正是平台扩张的早期阶段。资本会花钱去拓展市场，而且补贴特别高。免费订单可能会补贴给骑手。 10元。如果赶上奖金期，月入一万元以上是很容易的。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三四年的时间里，这句话如涟漪般一层层扩散开来。到了2020年，仍有车友相信这一点。因此，很多后来加入的人都略显失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靠跑单赚到一万元以上。说实话，每万元收入的比重在不断缩小。经过快速扩张期，平台给骑手的补贴越来越少，每笔订单的计算精度也在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疫情之后更加严重，因为人太多，食物太少。本来一个地方一天有5000个外卖订单，300个骑手，现在有500个骑手，人均收入肯定会减少。

（图/《逆行人生》）

骑手与系统的博弈《新周刊》：您在书中提到了很多“单身王”每天与算法系统“斗智斗勇”的过程，包括骑手“陷入困境”。制度”这一问题近年来被不断讨论。算法系统如何监管骑手？孙平：骑手和算法的关系是“路高魔鬼高”。我们首先可以设想，整个算法体系在建设初期依赖于程序员，但到了后期，无论是数据的生产还是算法体系的完善，其实都依赖于外卖骑手。没有数据的算法，意味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需要人们不断地为其产生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是靠什么产生的呢？车手作为不断流动的“人体电池”被供应到生产中。骑手每次下单，智能头盔和手机GPS会自动生成速度、订单配送时间和轨迹。这套东西被传回后台系统，系统进行实时计算，然后根据现有数据动态地掌握和细化骑手。认识。骑手向我展示了他们的送餐系统。校园地图上清楚地标注了每栋宿舍楼面向的栏杆。这些地图数据是由骑手一一生成的。系统让地图越来越详细，包括等待商户下单、等待电梯的时间。这就是算法聪明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它变得更聪明后，会主动缩短骑手的送餐时间，于是“卡在系统”的问题就出现了。在书的最后一章《数字韧性》中，我分享了一些骑手利用算法漏洞赚取额外收入的方法，比如集体抢单、如何“引单”出去、如何“短期订单”，并与商店联合。起来赚钱吧。后端发现了并迅速堵住了漏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开发出来的“游戏”。骑手是早期的试玩玩家，平台利用这些劳动力不断完善算法系统。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骑手在跑步的过程中会意识到自己与算法的关系吗？孙平：他们对算法的理解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当然知道有一个技术体系在规范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有一个技术体系在规范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发展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人与技术”关系——他们将算法系统人格化，并将其视为朋友和敌人。 ，对待既合作又相互的事情。比如他们发明了一个词——“营养系统”。大强哥是一名30多岁的众包骑手。有一次他坐在我旁边，吃了一口米饭。他怒道：“系统是爷爷，需要时刻照顾！”大强哥说系统一定要好好照顾。首先，你要努力工作，没有怨言，不能总是拒绝命令。如果你一天拒绝多次，后端就会知道，并将你定义为“不听话”的骑手。如果您拒绝一定数量的订单，您不仅无法收到订单，您的账户也可能被禁止。所以有的车友会比较“听话”。

（图/《逆行生活》） 《新周刊》：除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包括我们自己作为“玩家”（指在电子游戏中不自觉地为游戏厂商打工的玩家）。在新的劳动文化下。劳动力由平台中介。这是劳动力“替代”的理由吗？孙平：可以这么说。关键是现在的平台管理模式和以前工厂式的管理模式有很大不同。过去，工厂主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管理工人在这8小时或更长时间内最大化生产。它对工人有很强的控制力，比如什么时候不能上厕所，什么时候不能请假。平台的管理模式放松了对劳动力本身的控制，而是控制了劳动过程。平台并不关心谁来配送订单。平台只关心你是否按时交付。这与你唱歌还是跳舞无关。平台控制碎片化的用工流程，只需要根据订单定价。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使得个体工作者的流动非常快，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访问系统。以前，工厂缺工人，就得去面试，看看人长什么样。在他上班之前，他们必须安排他住进宿舍。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一键注册解决所有问题。

（图/《逆行生活》） 《新周刊》：这也让工人们感到“我要努力工作”。劳动力“上限”解除，工人处于过度活跃状态。孙平：这就是韩秉哲所说的“主观性过剩”。我在论文中称之为“粘性劳动”。我和另一位老师合作研究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的四年里，骑手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仿佛被“粘”在上面一样。过去有40%的人跑步时间少于8小时，但后来可能只占20%。这就是我在书中所说的“跑单上瘾”。这也与互联网平台发展模式的逐步细化有关。这几年，骑手发现赚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与过去相同的工资。 2020年，上海某站点的骑手从站点管理员处获悉，订单价格从8.5元涨到了8.1元。他们第一反应是，一个月跑1000个订单，以前可以赚8500元，现在少赚400元。 2020年5月，某外卖平台进行算法改革后，按照骑手每月的配送量累计计算单价。简单来说，你发送的订单越多，单价就越高。大家粗略算了一下，每个月配送1600单左右的骑手，工资只会比以前高。然而，一个月内需要交付1600个订单。如果整个月没有休息日，一天需要配送50多个订单。车站一名骑手表示：“这个改变会让我们骑手不吃不睡地跑，‘粘’在站台上！”

（图/《逆行人生》）

“我属于谁？谁雇用我去工作？” 《新周刊》：现代社会，工人普遍感到自己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失去了控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您认为当前的平台经济如何重塑了劳动力？孙平：我想从一件事开始。上海疫情期间，市面上所有平台都瘫痪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有的人充当团长，自发组织社区团购，实现自己的平台。大家发现了，没有平台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平台，按照平台模式把自己组织起来，然后重新分配资源。这是平台意识融入每个人生活的直接体现。在这种平台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赖于面对面的社交互动。过去，工厂里有工头、经理、流水线工人。当我们回到宿舍时，我们仍然有同事。维持社会信任依赖于人际关系。但在一个以算法为中介的平台中，如果你乘坐的叫车服务不好——投诉，或者如果骑手送餐迟到了——投诉。现在整个信任机制被算法技术所取代，这见证了传统劳务信任关系的退出，同时也对中国农村传统的差别秩序格局产生了冲击。相反，这是一种高效、直接甚至无情，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我称之为职业道德的重塑。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您刚才提到制度信任取代了人际信任。这不仅是送餐劳动的特点，也是平台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变化。近日，杭州一骑手跪压保安的消息引发关注。你怎么理解这一点？孙平：对于骑手和保安来说，这件事是关于社区治理空间的资源使用权之争。高效而残酷的制度会让事件中的陌生遭遇变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每个人都被牢牢地绑在一根绳子上，而这根绳子的背后是对人的各种规定。 《新周刊》：骑手主动或被动转型为“个体工商户”，相当于将风险转移给个人。个人会更直接地接触市场吗？孙平：书中提到了河北一个县出来的一个农民。他的名字叫阿丙。 2019年，他从海淀区一家快递站辞职时，因“未提前申报”被劳务公司扣了三个月工资。在同事的帮助下，他得知了与自己签订劳动协议的公司地址，便去找了自己。但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只有一间空房子。阿兵不止一次在电话里问：“我属于谁？谁雇我上班？”这个问题直击平台雇佣关系的本质。平台和中介公司建立了更加隐秘的管理方式。看似管理者放弃了对骑手的劳动控制，但实际上雇主与骑手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模糊。总体而言，层层外包导致乘客的个人风险增加。

（图/《逆行生活》） 《新周刊》：当前形势下，承载着大量零工生计的平台方在劳动保护上应该有哪些共识？或者说平台有什么办法可以建立共识吗？孙平：我觉得这个共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共识正在逐渐形成。 2020年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消费者对骑手的了解有了很多。我也和平台沟通过，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很多关心人性的人。他们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骑手。有车友问我：学这个有什么用？我们的运行时间延长了吗？看来不是。不过，平台开始提供延长等待订单时间的按钮，顾客开始更加体贴骑手，国家也开始出台职业伤害保障。这些都是好兆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觉得参与这个社交网络的每个人都在一点一点地努力。有些人可能已经埋下了种子。种子现在还没有发芽，但有一天它会发芽。

操作：小野；排版：黄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