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一部探索地理带的文化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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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长城延伸的北纬40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其南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其南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其北，飞马奔腾；跨越这个地理区域，不同的民族彼此对视，彼此想象，彼此联合。

北纬四十度是另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到17世纪末的康熙皇帝，从汉族到鲜卑族、突厥、契丹、金人，和蒙古人，历史戏剧的一幕幕正在这里上演。这条地理带是轮流的。

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全球概念。如果你能越过城墙，看向更长的纬度，你就能在这条地理带上“看到中国、看到世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探索这一地理区域的大型文化散文。学者、文学评论家陈福民曾多次通过实地行走、梳理史料和文学想象到达这一地理区域。行云流水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他对历史的关怀和对当下的反思。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作者

从长城到纬度

“从某种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甚至遭遇的挫折，都与北纬40度有关。”

上书房：《北纬四十度》一书共11章，不仅描述了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飞将军李广、王昭君、孝文帝拓跋宏、皇后等众多历史人物萧太后、安禄山等，也是以“右北平”的“遥思”，完成了对这个消失在历史中的“故乡”的描写。然而，最终书名既没有落在人物身上，也没有落在“游北平”上，而是落在了北纬40度线上。地理线条概括了整本书。您是如何开始关注这条地理线的？

陈福民：“右北平”是我的家乡。自安史之乱划界以来，中原文明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弱，甚至越来越后退。直至近代，“右北平”由“东蒙古”改为“热河”，划归辽宁。 、内蒙古、河北省。我在河北承德长大。我的父亲是辽宁朝阳人，母亲是内蒙古赤峰人。我们家分属三个省份，但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右北平”。

对故乡的童年记忆当然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全部原因。其实我最先关注的是长城。正是因为长城，我才注意到这条特殊的地理线。读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利用假期去内蒙古，看到了一段燕长城。与名声大噪、游人如织的明长城相比，燕长城显得破败不堪，看上去只是一些土堆。当人们告诉我这也是长城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所以我不断地尝试更多地了解长城。我大学毕业两年后，有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走了整条明长城。我非常佩服他，想亲自去一趟，但我知道自己走不了，所以当时我更多的是“走”地图上的长城。

但有一段时间，我受到时尚舆论的影响，对长城抱有一些鹦鹉学舌般的负面看法，将其视为保守文化的象征。随着我对长城的了解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到长城并不像人们总说的那么简单。从燕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到明长城，几乎各个朝代都修筑了长城。隔着长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峙了2000年。发生了多少历史剧？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一边修长城、一边修长城那么简单，也不能用保守与开放的简单二分法来解释。

这些长城大多位于北纬40度地理线上。虽然不是全部，但距离也不算太远。这并非巧合。长城之所以建在北纬40度线，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是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和交界处。华北平原到达北纬40度后，突然向北上升，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坝上。坝上地区不适合像南方那样粗放耕作。这里不是中原传统的聚居区，而是游牧民族漫游的地方。从某种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甚至遭遇的挫折，都与北纬40度有关。

《从长城到北纬四十度》可能会给人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印象，但我想不出一个标题能更好地概括这本书的内容。

国家竞争与融合

“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是单一血统、单一文化的发展，而是各民族竞争融合形成的。”

自习室：北纬40度左右，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为什么选择赵武灵王在胡府骑射呢？匈奴单于白灯围攻汉高祖；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昭君出城；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的民族整合、国共内战事件？

陈福民：这个要看书的目的，就是呈现“民族竞争与融合”。定居中原的汉族与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围绕北纬40度反复争夺。北纬四十度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参与了南北几千年的摩擦与交流，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多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成。

汉族与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甚至与满族进行了2000年的斗争，最终融合成为了汉族。如今，有的民族依然存在，有的民族已经消失，但他们真的消失了吗？也许这是你我的血统。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叫安、康的人，那么他很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宋代“米黄素才”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芾，也是粟特人。

这就是北纬四十度的特殊魅力。北纬四十度并不保守或封闭。它制造了族群的生存竞争，但最终实现了族群融合。过去我们更多讲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事实上，我们汉族也从少数民族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穿的裤子，就不是汉族人的创造，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中学来的。还有，今天女孩子穿的那种掐腰、甩肩的小短袖衣服，也是唐朝廷向波斯人学习的结果。即使我们今天在圆桌吃饭，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到的。东汉以前，吃饭时都是“齐眉”，分开吃。然而，如果游牧部落猎杀了一只羊，他们就会聚集在羊周围并吃掉它。

各民族因碰撞而交融，为广义的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时，在圣旨中说：“吾继承元朝”。也就是说，他承认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

自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概念以来，我们看到和讨论的大多是冲突，却没有看到冲突中蕴含的融合。

尚书芳：“民族竞争与融合”的理念为何吸引您？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突破汉族历史叙事的作品，但作者多为少数民族，视角也有其特殊性。

陈福民：我是汉族。虽然我妈妈是内蒙古人，但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和奶奶也是汉人。

“右北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风民俗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可能是受了它的影响，我的性格比较兼容吧。民族立场太强，就难以实现建立民族平等的文化场域的目标。

我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血统、单一文化的发展。它历来是各民族通过竞争、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文明，是一个熔炉。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文化事实。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达到在北纬四十度“看中国、看世界”的目的。仅仅“看到中国”是不够的，因为北纬四十度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概念。当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首先尝试了解中国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尚书芳：您写的历史人物中，您对赵武灵王、北魏孝文帝的评价非常高。是因为他们对外来文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吗？

陈福民：“主动”这个词你说得很准确。别人大概都是比较被动地接受对方，但只有这两个人主动去互相学习。可惜北魏孝文帝操之过急，步子迈得太大，最终以失败告终。

还有辽宋时期的“昭君出塞”、“澶渊之盟”，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民族和解的典型案例，也是文明交流的另一种形式。过去对这两件事有很多负面评论，但我认为这两件事为双方人民赢得了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是积极有效的措施。

文学品格和知性外表

“解铃还须系铃，文学掩盖了一部分历史真相，所以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尚书芳：我听说这本书与您其他的创作不同，花费了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陈福民：我在这本书中涉及的主题跨越了广泛的历史，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到17世纪末的康熙皇帝。每个具体主题都涉及庞大的历史卷。为此，我尽力查阅了《二十四史》中与本书主题和人物故事有关的资料，包括各种年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古人笔记等。每当我写某个朝代时，我不仅会读与之相关的《二十四史》，而且尤其会读当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相关专着。比如，在写安禄山这一章时，我更多地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院荣新江教授的著作。

这本书不仅史料容量大，而且涉及民族学、边疆史、甚至宗教等多个领域。我还读了《中国领土演变史》。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地理变化。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读过无数遍，并仔细比较过。比如，安禄山起兵反唐并聚集宣誓的地方，史书记载“安禄山出蓟城南，游民宣誓”。那么“吉城”在哪里呢？传统说法一般指幽州（今北京西南郊），但在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管辖）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安禄山在蓟县独乐寺发誓。经过实地考察和参考地方志志，我接受了后者。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大的目的，但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遇到的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极其累人。

尚书芳：书中提到的地方你去过吗？

陈福民：各大名胜古迹我都去了，有些地方我还去了不止一次。这些旅程远谈不上“浪漫有趣”；它们通常很无聊且困难。比如，文明的北魏冯太后死后，并没有去拓跋氏祖陵盛乐金陵，而是葬在平城东北30多公里的房山永固陵。 （大同）。孝文帝南征迁都前，特意去了永固陵。表达我的敬意并告别。我在隆冬的时候去考察永固陵。雪后的山路没有硬化，非常泥泞。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随时都有从路基上滑落的危险。由于没有“旅游价值”，连当地人都不知道永固陵在哪里。我是通过导航一点一点找到的。

简而言之，我带着极大的恐惧和谨慎写了这本书，因为我假设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是历史学家。我不能让历史学家说我的史实有出入，或者说我使用的史料不正确。也许我最终没有百分百达到这个标准，但至少我不能放弃这个标准。文学从业者应该经受历史认知和真实性原则的考验，应该尊重有明确结论和考古依据的历史真相。

尚书芳：也就是说，你主动放弃了以文学为盾牌。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您在文学批评领域游刃有余。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陈福民：我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多年了，我开始对当代虚构文学感到有点厌倦了。我指的不仅仅是小说。目前，每年产生的虚构文学数量太多，但读到真正有营养的东西却很难。如果一本书制作得没有营养，将会令读者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却随意剪切历史，使历史真相被文学掩盖。文学的世界极其广阔，与历史有关的只有一小部分。就这一小部分，希望能出现历史学家读历史小说时能竖起大拇指说“干得好”的情况。这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

历史专着一直都有，但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接触到。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写通俗读本的愿望和写出非常漂亮的通俗读本的能力。要解开铃铛，就必须系好它。文学掩盖了部分历史真相，所以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我希望建立一种可以与普通读者交流的“研究型”写作。我希望让经典中沉稳的学问活跃起来。这种写作既有文学性，又有知识性；同时，它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进出，以各种方式摇摆。它不迎合人，不占别人便宜，靠“硬知识”和“软文”经得起风吹雨打。

总之，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能够在历史领域赢得文学应有的荣誉和尊重。这样说有点大而“放肆”，但我真心希望文学写作在对待史料时能够保持敬畏之心。

阅读历史的态度

“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模式尤其有害，它抹杀了历史的复杂性，过滤掉了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因素，解构了忠奸的简单模式。这些条件一直持续至今。在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今天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

尚书芳：你在书中对飞将军李广的评价是最具颠覆性的。在你看来，这个儿子不合时宜的悲情英雄，是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深情书写的。虽然武功高强，但缺乏管理能力和军事能力，政治觉悟也不够。他甚至心胸狭窄，滥杀无辜。您在理解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具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的同时，也指出“太史公文学叙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的客观性”。您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陈福民：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很难描述。美国当代思想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认为，人们不可能找到“历史”，因为它已经丢失，无法复制或恢复。相反，人们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者只是找到被解释和编织的“历史”。我个人并不赞成用过度的“抒情”来干扰历史的表达。我认为，文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现实，更要遵循另一种现实——即有明确结论、有考古依据的历史现实。构成这一历史现实的决定性因素首先不是人性和道德，而是“知识”。

司马迁确实特别同情李广，并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李广身上。但是，如果说司马迁犯了错误，那是基于代入感的错误，而不是基于史实的错误。我今天挑出来的关于李广的毛病，不是从其他地方看到的，而是司马迁在《李将军传》里写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说法：因为我和司马迁的价值观不同，基于同样的历史事实，我对李广做出了不同的结论。

尚书芳：既然你不批评司马迁，那你批评什么呢？

陈福民：我真正追求的是我们读历史的态度。我希望我们能够培养与司马迁交谈的能力，而不是崇拜他。司马迁没有说错。他能够对李广充满同情，说明他是人，不是机器。但他秉持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记录了所有的事实。正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缺乏独立思考，完全接受了他的立场。这就是我要批评的。

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通史多，专门史少。我们的历史专着生动地描述了帝王将相，却很少详细记录当时的生产条件、武器装备、社会如何运转，也很少详细记录当地的地貌、气候、风土人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赵武灵王的胡服是用来骑射的。胡服是什么样子的？在胡服传入之前我们的汉服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一模一样的推出还是有所改进，这些都是模糊的。 。再比如，中原地区有哪些马，北方游牧民族有哪些马，是否有杂交品种，杂交品种是什么样子，都很少有记载。总的来说，我们更习惯于关注历史人物及其道德地位，而很少去仔细审视影响历史的物质因素，如经济运行、器物工艺、地理气候等。

这就导致我们的历史观很容易建立在人们的道德标准之上，而中国惯用的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更是加剧了这一点。自古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写作都是在皇宫里进行的。它们都是官方历史，很少流传或影响民间。民间历史知识大部分来自评书和戏曲。人们不读正史，或者很少读正史。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只有部分学者能够认真解读正史。大众更愿意相信各种民间传说，评书、戏曲等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往往喜欢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于某个历史人物，并进一步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分为好坏。我认为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模式是特别有害的。它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过滤掉了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因素，解构了忠诚与背叛的简单模型。这些状况至今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

《北纬四十度》陈富民着，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