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方驻华记者回忆录的翻译出版：现状、意义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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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西方驻华记者的回忆录是中国为国际反法西斯胜利作出贡献的历史见证。它们是制定当代中国对外宣传战略的文献基础。它们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一项伟大成就。在新时代背景下，其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翻译出版物匮乏，规模有待提高。一些出版物存在明显错译和遗漏的问题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解决，包括利用现有的出版资助体系和利用主题出版。

关键词：驻华记者、抗战、回忆录、主题出版

CLC分类号：G210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回顾历史，中外学者普遍指出，战争期间西方驻华记者向世界报道中国战况，赢得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至关重要。在抗日战争中。

战争期间访华记者人数逐年增加，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仅首都重庆就有外国常驻通讯社23家、常驻记者34名、短期记者146名。 [1] 其中，不少记者撰写了战时回忆录，也有少数人出版了中文译本。书中可以看到，不少记者除了常规报道外，还主动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甚至有人发表“我是中国一生的朋友，我愿永远长眠于此”、“我为中国人说话”等亲华言论。驻华记者回忆录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产物，在今天更具有当代价值。本文揭示了新时期出版《驻华记者回忆录》中文版的意义和价值，梳理其出版现状，并通过行业访谈找出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一、文献价值和当代意义

回忆录是记录者对历史场景和生活过程的回顾，自传也是回忆录。 [2]抗战时期驻华记者回忆录不仅真实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图景，也是考察当时记者心态的重要依据。它们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历史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具有更大的当代意义。

一、中国为国际反法西斯胜利作出贡献的历史见证

驻华记者回忆录是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经历者在历史意识驱动下的记录。 20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新闻界盛行的历史意识使得记者们将自己视为“当代历史学家”[3]，并坚信自己所记录的一切都将被记录在历史中。英国《新闻纪事报》驻华记者阿特利在回忆录中表示，虽然抗战爆发时西方媒体聚焦于西线战场，但中国记者认为“中国400人的命运数百万人将对未来的历史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4]。

正是这种历史感驱使着外国记者尽可能地接近现场。为了亲眼目睹中国第62军的前线反击战，白修德在1944年的酷暑中赶赴衡阳。他写道，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必须“尽可能靠近听到枪声的地方；你越接近战斗，越了解战场情况，你写的通讯就越有用”[5]。正是基于我们亲眼所见，回忆录中披露的事件和史实才比较可信。

记者在撰写回忆录时，通过事后反思将现场观察的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一幅相对完整、逻辑连贯的战争场面图景。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但西方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战时回忆录可以帮助弥补这种理解上的缺乏。从前方战场到后方，从汉口到香港，战时回忆录用生动的文字、可信的细节，还原了动荡时期中国抗战的艰难场景，展现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其中许多感人的描述，读起来仍令人震撼。

二、当代中国对外宣传战略制定的文献基础

习近平强调，古今贯通、中外融通是对外交往的关键。战时回忆录从“内部人士”的角度揭示了记者在中国的经历和想法。在当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这些珍贵资料对于处理中外媒体关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为外国记者提供了许多便利，为对外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同时，回忆录表明，外国记者不拘泥于官方报道，而是进行个人采访和事实核查，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用合众社记者福尔曼的话来说，他们“相信新闻报道是基于他们亲眼所见的”[7]。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西北中外记者代表团得以腾飞。

战时回忆录还透露，驻华记者只负责采写报道，是否发表由外媒编辑部决定。这一过程体现了外媒对新闻价值的独立判断。 1931年，史沫特莱为《法兰克福报》撰写了一系列涉及中国东北的报道。这些报告均未发表，因为编辑人员怀疑其准确性。 [8] 1938年，《波士顿环球报》作家白修德来华时，很多他认为有意义的报道都没有发表。加入《时代》后，自以为精通业务的白修德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记者可以自由地报道他们想要报道的内容，”他总结道，而《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可以自由地拒绝他们的报道”。 [9]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佐证

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顺应潮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战时回忆录证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总结世界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必然要求。抗战时期，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回忆录大量讲述中外人民守望相助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范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外国记者在采访中感同身受。当罗宾·海德见到上海的农民时，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家乡那些简陋的小屋和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谋生的贫困农民”[10]。为了“拉近中国与印度的距离”，克拉卡还在回忆录中一次次将中国抗战的现状与家乡印度的命运联系起来。 [11]

人类命运共同体依靠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让驻华记者同情中国，最终主动与中国政府和人民走到一起。艾特莉亲眼目睹了战争期间日军的暴行和妇女儿童的悲惨处境，深感震惊，由此产生了对日本的仇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就对中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唯一没有军国主义的”，“有一种文化是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其他国家。生活在和平与安宁中。” [12]

四、反思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为何“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略定力，增强思想政治意识和行为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13]战时回忆录从西方记者的角度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能力绝非偶然，其优越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显现出来。

驻华记者回忆录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人民的政党，是中国的希望。爱泼斯坦写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占群众便宜”，“保护妇女儿童”。 [14] 福尔曼在视察解放区后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支与人民和睦相处的军队“无疑会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而人民的支持反过来又会鼓舞人民的士气”。军队”[15]。白修德在重庆采访时，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不可逆转的解体”[16]。他写道，“正如大饥荒给河南农民带来痛苦一样，通货膨胀也给城市和大学的中产阶级带来痛苦。”腐朽的国民党政府使人们“失去了一切忠诚，竭尽全力只求生存”。人们“努力寻找其他选择，发现唯一的选择就是共产党”[17]。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让白修德认识到“首先有人民，然后才有政府。只有你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和杀戮，他们才会感激地接受你”[18]，并共产党人民正在建设一个保护人民的政府。

2、出版发行概况

目之所及，我国已出版抗战时期驻华记者回忆录30种（见表1）。其中一些回忆录被认为是经典红书，有不同的译本，并被多家出版商多次重印。例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胡愈之、王涛、董乐山、李方准、陈云篇等译，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三联出版社等。河北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成都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有普通版和“青春青春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海伦·斯诺的《继续西游记》、新西兰记者伯特兰的《华北阵线》、澳大利亚记者唐纳的口述自传也都拥有三种以上的媒体。翻译。

1.多部回忆录以主题丛书形式出版

依靠专题丛书或图书馆出版，是当前中国出版西方驻华记者战时回忆录的显着特点。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新华社出版的《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系列丛书，收录了10本抗战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军官、学者的回忆录。记者的回忆录有福尔曼的《北行记》、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阿特利的《长江阵线》、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伯特兰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的重生”。

自1991年起，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主办策划了《国际友人》丛书4册、共41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十余家出版单位参与。该丛书主要翻译和收集国际友人的传记和作品集。驻华记者的战时记忆仅有伯特兰的《在战争的阴影下》《我在中国的岁月》和爱泼斯坦的《时时》。 《鸦片战争到解放》和《人民战争》，以及尼姆·威尔斯（海伦·斯诺饰）的《西游记续篇》。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外国记者眼中的抗战》系列图书，其中包括《中国的抗战》 、《抗战一年》、《外人目睹的日本暴行》、《长江战线》、《中国解放区的透视》、《华北前线》、《人民战争》、《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的不宣而战”。其中，除田伯烈、布鲁斯的抗战回忆录外，均已收录在之前的《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系列和《国际友人》系列中。

同年，北京大学中国雪研究中心与北京出版集团联合策划编辑了《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汇集了20世纪外国著名人物对中国的见解。该系列作品包括合众社作家何克的《我看到新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和《中国的战歌》以及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以及海伦·斯诺的《延安访谈》和《我在中国的岁月》。

此外，东方出版社《名人回忆录系列》系列、新华出版社《名人传记》系列、译林出版社《西方视角的中国》系列、重庆出版社《现代中国故事》系列、五洲出版社《历史传记》等》系列《忘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外国人写的红色中国》系列、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三联》 《经典图书馆》等还收录了抗战时期驻守个别居民的作品。一位中国记者的回忆录。

2、读者反响总体良好，但销售情况参差不齐。

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平台（如当当、京东）的买家反馈和专业社交网站（如豆瓣）的读者书评已成为衡量图书在读者中反响的重要指标。从数据抓取可以判断，国内出版的战时记者回忆录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读者充分肯定了此类书籍的史料价值。例如，豆瓣读者评价《北游记》：“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采访资料，可以让人们了解当时边疆地区的生态、根据地的作战情况、日军的情况等。”反战联盟，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实故事。”这个想法很有趣。”他评价《战地编年史》和《中国战歌》是“另一个角度的战争记录”，“清晰地记录了那个战乱年代，有很多联系。”这些读者的反馈反映了此类书籍的出版，有效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具有阅读和购买价值。

其中一些图书已成为销售“黑马”，产生了可观的商业价值。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红星照耀中华》截至2018年已销售300万册，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来第一本销量过亿元的图书。一年。被业界视为“奇迹”。然而，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华》那样成功的并不多。 [19]该书成功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该书被教育部选入初中生必读书目。

总体而言，由于这类书籍的主要读者是历史爱好者和文史研究者，国内很多相对不知名的驻华记者的回忆录很难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那样成为畅销书。房子。比如，图书市场零售数据监测系统“开卷数据”显示，《驻外记者眼中的抗战》丛书出版五年来平均单册销量约为3500册。据此预计该系列的实际总销量应该为2.5万辆。至 35,000 份。但由于读者群相对稳定，图书需求将长期存在，此类图书销售具有长尾效应。

三、当前出版的主要问题

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此类书籍被翻译出版的品种有限，而且往往是重复出版。选题和立意的视角有待丰富。另外，一些出版物存在翻译错误和遗漏，影响了此类书籍史料价值的呈现。

1、出版品类有待拓展

海外出版了近70种驻华记者回忆录，但被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到一半。已翻译出版的记者回忆录主要集中在怀特海、史沫特莱、斯诺夫妇、斯特朗、爱泼斯坦等几位美国知名驻华记​​者的回忆录上。由于翻译出版不及时，更多抗战时期重要的亲华记者成为了默默无闻的人物，更多关于抗战正面战场、后方和沦陷区的观察记录被历史遗忘。

例如，罗宾·海德1937年作为《镜报》记者来到中国，成为徐州战役中唯一没有离开前线的西方女记者。他的回忆录涉及他与众多外国记者交往的细节，更加详细地记录了徐州之战的始末。澳大利亚记者珍娜（Jenna）曾报道过澳大利亚军团在华的筹备情况，并在此期间写下了日记。 1942年1月，珍娜被关押在日本在香港赤柱修建的外国集中营里。她在集中营提供的卫生纸上偷偷写了一本日记，藏在鞋子里，留下了宝贵的信息。艾尔索普是美国著名政治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成员，20世纪40年代初两次来华，从事新闻报道并担任陈纳德的助手。他的回忆录对于人们了解桂林、昆明、重庆等大后方的战争状况，以及了解陈纳德、史迪威与中国的关系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些重要外国记者的回忆录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关注。

2. 误译和漏译

在中国出版的许多西方记者的回忆录都是1949年之前的译本，其中不少存在错误和遗漏。例如，福尔曼回忆录在中国的两个主要译本是陶戴的《北游记》和朱进的《中国解放区的见解》。前者1946年由北平燕赵出版社出版，1988年收入《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后者1946年由重庆学术出版社出版，1988年收入《外国人眼中的抗战》丛书。 2015年出版的《外国记者之眼》丛书。与英文原文相比，两个版本都存在明显的错译和遗漏。

福尔曼的原书有29章，而朱译本只有16章，其中第二部分根本没有翻译。即使保留的章节也有许多遗漏和漏译。福尔曼的原书中有一封重要的信，[20]但在朱译本中被省略了。道译虽然翻译了这封信，但遗漏或误译了信中的许多关键人物。朱的翻译还存在许多关键数据的抄写错误。例如，原文提到共产党在1944年炸毁了13,000个日本碉堡，但朱译文实际上写的是“1,300”；华北人口约六千万，朱译却写为“六百万以上”；华南游击队的势力范围是7000平方英里，写成“七万平方英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高级将领55名，被写为“50名日军高级将领”等等，这些错误和遗漏并非无足轻重，但却破坏了原书的历史价值。如果基于误译进行研究，就可能无法准确掌握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四、原因及对策

通过采访多位业内同仁可以确定，上述出版现状和问题是市场、成本考量和历史因素多重影响的结果。

首先，在小编看来，图书出版是一个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某类图书的整体市场表现以及某类图书过往的销售情况，成为判断选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出版业优先考虑社会效益的当下，战时回忆录过往的市场表现影响了该类图书的出版规模和品种选择。目前出版的品种大多采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这是控制出版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措施。

其次，出版商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来处理此类图书中文版的授权问题。北京一家专门出版外文图书的全国百强图书出版单位的编辑指出，许多抗战时期驻华记者去世不到50年，他们的回忆录涉及的版权问题相对复杂。有些有明确的版权继承人，有些有明确的版权继承人。如果继承关系不明确或者已经转让给某个书商，则存在版权纠纷的隐患。即使有专业版权机构对版权状况进行调查，最终能否协商出版仍取决于版权继承人的意愿。在实践中，版权继承人有时会提出一些难以满足的附加条件。那些在国内出版了几十年的经典记者回忆录，早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版权关系也比较简单。对于出版商来说，重新出版经典回忆录可以避免处理复杂的版权问题而不是引入新的麻烦。

第三，翻译遗漏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历史时期的翻译出版条件决定的。现在的很多中文译本都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改编的。由于不少记者的回忆录对国民党持高度批评态度，在1949年之前的出版环境下，译者和编辑不得不做出一些遗漏，以确保该书的顺利出版。翻译中的误译主要源于译者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译者不熟悉新闻传播术语，因此会出现常识性谬误。例如，2008年，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外国记者回忆录，实际上将美联社翻译成了合众社。目前，不少出版社都有长期翻译人员，但并非所有长期合作者都具备翻译特定领域史料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此外，报酬过低、仅按字数计酬也影响翻译质量。

此类图书在新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可通过利用现有出版资助体系、借力主题出版趋势等六种方式予以解决。

第一，选题和立意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更新。已出版的回忆录作者大多为国内公众所熟知。不过，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许多不为国内公众所熟知的驻华记者的回忆录也具有历史价值。这些文件为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主题提供了历史证据。新时代驻华记者回忆录的翻译出版必须有新的选题思路。除了“红色记者”之外，凡是能呼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主题的记者回忆录也应该翻译出版。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出版工作的要求。

二是充分发挥主题出版的引领作用。主题出版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特点之一。配合国家中心工作，成为图书出版的一大亮点。 [21]抗战时期中国记者回忆录，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历史。书中的一些细节向世人公正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推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出版，可以扩大出版规模，创造更大社会效益。

三是利用现有出版经费制度申请相关经费。图书出版既要重视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社会效益。这是业界的共识。仅仅根据销量来判断一本书的价值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体系的建立，正是为了支持社会价值高但市场规模小的图书项目。西方记者回忆录的意义和价值不断被挖掘，重译出版应尽快提上日程。出版机构可以有计划地组织此类图书，申请资助，并协助出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了续编《民国史料丛书》等系列参考书等项目。

第四，利用数字出版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战争时期驻华记者的回忆录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承载着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因此满足了广大研究者和图书馆收藏的需要。除了翻译出版纸质图书外，还可以采用数字出版模式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例如，考虑形成“中国西方记者回忆录的全文数据库”。

第五，提高翻译质量。出版行业的供应方结构改革需要高质量的出版发展，并“使每种产品都精致和优化” [22]。对于具有许多错误和遗漏的经典作品，应及时组织高质量的重新翻译，并且应严格控制新引入作品的翻译质量。我们非常重视翻译人员的选择，打破合作关系的巩固，确保翻译项目与翻译人员所熟悉的领域一致，根据质量选择人员，并根据质量确定奖励。同时，我们将加强翻译质量监控，严格控制试验翻译过程，加强编辑责任系统并适当扩展审核过程。

第六，提出社论工艺精神。由于驻华在中国的记者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此应在书本编辑过程中充分促进工艺精神。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足迹录音室”编辑“红色星星在中国”时，它不惧怕麻烦，放映了版本，找到了原始书籍图片，并精心编辑了高质量的书籍，这值得促销和促销和参考。

（作者隶属关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郭伊；

[1] Wang 。中国战时资本的档案：战时外交（第2部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15。

[2] Qi 。关于历史材料的五次讲座[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

[3] Yves和[J]。：Of，1994，2（2）：205-221。

[4]弗雷达·乌特利（Freda Utley）。中国战争[m]。 ：Faber＆Faber，1939年：VII。

[5] Bai Xiude。追求历史[M]。北京：Citic  Group，2017：203-204。

[6]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中国对我[m]。：，1944年。

[7]。来自红色中国[M]。：Hale，1946：2。

[8]艾格尼丝。中国赞美诗[m]。：，1944年。

[9] Bai Xiude。追求历史[M]。北京：Citic  Group，2017：243。

[10]罗宾·海德（Robin Hyde）。 [M]。：Hurst＆，1939：114。

[11] DF。日记[m]。：，1942年。

[12]弗雷达·乌特利（Freda Utley）。中国战争[m]。 ：Faber＆Faber，1939年：VII。

[13] Xie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 [J]。中国纪律检查与监督，2019年（19）：11-14。

[14]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48。

[15]。来自红色中国[M]。：Hale，1946：82。

[16] [17] [18] Bai Xiude。追逐历史[M]。北京：Citic  Group，2017：196，21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