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持续萎缩，前景如何？专家连线探讨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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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经济形势持续不见好转，甚至被称为“欧洲病夫”。德国经济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将2024年经济预期从增长0.3%下调至收缩0.2%，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可能连续两年萎缩。 2023年，德国经济萎缩0.3%，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出现萎缩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对此，观察者网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史世伟教授，探讨降息时代德国经济前景及其发展趋势。

【文/观察者网唐晓芙】

观察者网：从数据来看，德国经济表现并不突出。尽管德国CPI年率在2022年9月达到10.4%的峰值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8月份CPI终值已降至1.9%。不过，作为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8月制造业PMI终值仅为42.4。事实上，自2022年6月以来，这一关键指数从未超过50。德国企业破产数据更令人震惊。仅2024年第一季度，企业破产率同比增长26.5%。共有5,209家公司申请破产。这些数据对德国经济和制造业意味着什么？

史世伟：德国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德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因廉价天然气供应中断而受到严重影响。德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占GDP的20%。其中，能源密集型企业约占制造成本的17%。

因此，能源冲击导致这些公司减少在德国的生产，甚至将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例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选择在中国建设新工厂，正是为了应对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能源危机正在让整个德国制造业陷入困境，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产布局。

2023年1月27日，巴斯夫广东湛江一体化项目在视觉中国开工建设

此外，德国制造业内部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也加剧了当前的困难。德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决策流程冗长、低效，导致很多企业无法快速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在新兴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表现也相对滞后。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出口占德国GDP的40%以上。德国是欧洲主要经济体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COVID-19疫情发生后，全球供应链中断，德国出口企业面临订单减少、供应链延误等问题。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申请破产。这最终导致德国制造业PMI指数长期低于50，制造业持续萎缩。

因此，德国制造业的危机不仅仅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困境。

德国经济的成功过去曾引发一些自满情绪，但它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和巨大的中国市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注重社会福利，常年的难民危机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德国目前有350万难民。这一切导致德国近年来忽视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导致德国铁路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进一步影响德国经济形象。

破产数量的增加也与新冠疫情后的通货膨胀有关。通货膨胀导致企业成本大幅上升，建筑业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为了抑制通胀，欧洲央行此前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5%。高利率增加了购房者和建筑公司的成本，导致建筑业萎缩。建筑业是各国的支柱产业，因此建筑业的衰退对德国经济影响巨大。

现在德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而是面临能源、官僚主义、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放缓、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通货膨胀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观察者网：根据欧盟官方数据，经季节调整后的欧盟破产申报数量，2024年第二季度较2024年第一季度增长3.1%，达到2018年以来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德国、作为传统的经济火车头，现在正在拖累整个欧盟。您如何看待当前欧盟经济和德国经济的形势？

史世伟：欧盟内部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必要区分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显着差异。

加入欧盟后，东欧国家享有人员、资本、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等四大自由，经济增长显着加快。例如，德国汽车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4%。波兰表现尤其出色，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主权债务危机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经济出现反弹。虽然法国也受到了能源危机的影响，但由于法国对核能的依赖，受影响较小。德国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该国此前 70% 的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依赖俄罗斯进口。

法国核电站信息图

同时，由于德国对欧盟内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低于荷兰、法国等国，因此对欧盟以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德国经济将面临更直接的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将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观察者网记者：前段时间，大众集团考虑关闭德国工厂的消息首次引发外界担忧。甚至有声音认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三大支柱中，“第一根支柱已经倒塌，另外两根支柱也出现了深深的裂缝”。一些西方专家趁机炒作“第二次中国冲击”。从您的观察来看，德国大众集团考虑关闭德国工厂释放出什么信号？这反映了德国目前的哪些情况？您如何看待西方借机炒作“第二次中国冲击”？

史世伟：德国大众汽车关闭德国工厂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汽车产能过剩。德国工厂生产的汽车主要销往欧元区国家，但现在欧元区经济明显下滑。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可能情况较好，但大众销量更大，对成本更敏感。从最新数据来看，2024年上半年，集团主要乘用车品牌营业利润率已下滑至2.3%。

因此，新总统去年上任后表示将削减100亿欧元成本，甚至表示将裁员。今年大众汽车还表示，由于市场状况持续恶化，认为原计划节省的资金不足，决定额外削减40亿欧元。

大众汽车长期面临管理问题，尤其是公司内部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下。大众汽车在德国拥有约 12 万名员工。其庞大的规模和管理官僚主义导致决策缓慢、成本控制困难，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运营。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大企业的这种官僚主义问题更加突出，导致企业难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电动汽车战略出错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前，大众计划在德国建设六家电池工厂，以推动电动化转型。与此同时，大众汽车还推动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分开生产。然而，由于电动汽车销量未达预期，大众汽车不得不缩减计划，将六家工厂减少至三家。此次调整不仅体现了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暴露了大众汽车在欧洲市场策略的误判。

当然，大众工厂的关闭不仅仅是公司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经济面临的更大困难。德国经济结构呈现出相对脆弱的一面，特别是在能源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德国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德国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供应。钢铁、化工等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巨大成本压力，企业不得不减产甚至搬迁生产线。

当前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第二次冲击”完全是无稽之谈。大众汽车等德国大企业长期以来都依赖中国市场，尤其是大众汽车。近年来，其40%的销售收入和50%以上的利润来自中国市场。因此，当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尤其是电动汽车品牌迅速崛起时，德国车企在华市场份额受到挤压是极其正常的市场现象。

但这并不是所谓的“第二次中国冲击”。中国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德国企业自身的战略失误以及应对全球竞争的管理体系的“僵化”都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是值得更多关注的因素。

同时，德国工厂的主要客户是欧元区的客户，国际大公司扩大在华投资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巨额利润。各大企业将把利润直接投资到中国，扩大在华再生产。事实上，从2021年开始，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年年创新高。今年上半年投资比去年上半年增长17%。但即便如此，大众汽车中国分公司仍然可以将十几到二十亿欧元的利润转移到德国大众的手中。过去，德国企业的繁荣与中德两国的共同成就密不可分。炒作“二次影响”只会放大德国企业发展的负面因素。

观察者网记者：去年有报道称，德国工业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上，德国的经济力量一直集中在南部和西南部。但德国汽车行业的传统供应商（主要是南部和西南部）已宣布需求下降和裁员。相比之下，8月，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在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的“撒克逊硅谷”举行了其首家欧洲芯片工厂的奠基仪式。您是否观察到德国东部有再工业化的趋势？德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同时发生的吗？

施世伟：虽然有报道称前东德正在经历“再工业化”，但这实际上是局部现象，而不是整体的工业复兴。虽然台积电在德累斯顿建立了芯片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前东德已经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原东德的问题在于人口大量外流，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两德统一以来，原东德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原西德。除柏林外，其他地区人口下降幅度均超过15%。

这使得原东德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结构、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原西德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虽然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大城市因投资台积电等项目而受到关注，但工业界这些城市的振兴主要依靠引进外资和技术，而非本地产业的自主发展。

此外，德累斯顿的芯片工厂虽然为当地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和配套产业链，但由于芯片制造属于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实际直接劳动力需求较小，且大多是高技能人才。科技人才。前东德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刺激作用有限，对整个前东德经济的提振也较为有限。

台积电在德累斯顿设立工厂确实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更多的是基于欧洲芯片市场的战略布局，而不是前东德的整体经济增长。德国政府提供50亿欧元财政支持，吸引台积电在德累斯顿设厂，是该项目建设的根本动力之一。

原西德的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等地仍然是德国工业的核心地区。这些地区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基础、技术和人才储备。原东德虽然在政策上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已建立完整产业链和人才网络的西部地区，并没有出现产业中心转移的趋势。

观察者网记者：近年来，不少德国企业加大了对华投资。从您接触过的德国企业来看，他们如何看待本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前景？这样的搬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影响德国当地的经济发展？

施世伟：汽车制造商、西门子等国际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投资。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已成为常态，西门子海外员工数量超过国内员工。总体来看，德国对华投资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规模较小。

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特别是汽车行业投资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以及两国产业链深度融合。德国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工业与中国产业链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德国汽车工业在中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自2011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年销量约3000万辆。如今中国在电动汽车研发和智能网联汽车软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德国企业也需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

大众(中国)资料图

这种全球布局不会对德国本土工业产生直接不利影响。相反，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可以给当地产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机会，因此许多此前迁离中国的德国产业链最近又迁回了中国。

现在德国人有一个战略，叫“在中国为中国”。这种“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本身也是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一种尝试。中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这一本土化战略将帮助德国企业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保持在华业务能力。

观察者网：从企业出海的角度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搬迁是否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海外模式与以往日本大企业海外布局有何不同？

施世伟：德国和日本企业的海外商业模式存在显着差异。事实上，基于自由经济和市场需求，德国中小企业在一战前就已经形成国际化趋势，一战期间德国的外向型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

除汽车行业外，德国还有不少中小企业在机械制造等领域占据全球市场领先地位，是各行业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德国不仅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投资，也在波兰、捷克等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 2011年德国经济非常繁荣，部分原因是中国当时放松了一些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从历史角度看，德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更符合经济规律，也更自然。

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出海的动力在于《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后，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减少出口。为了应对出口限制和宏观经济压力，日本企业被迫在海外尤其是美国设厂，开启了国际化进程。这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观察者网：近年来，整个欧盟都受到高通胀、高能源价格等影响。许多人认为，欧盟可能会经历整体去工业化。您认为这会发生吗？欧洲未来发展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和中欧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施世伟：从数据来看，欧洲高通胀已经有所缓解。尽管高能源价格仍对欧盟经济产生影响，但德国可再生能源已取得突破。俄乌冲突前，德国电力供应中只有不到50%是可再生能源，现在已接近60%。

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努力避免去工业化，产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如半导体、电池等）来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将能源密集型产业（化工、钢铁等）等老产业转移到国外，欧盟正在其他产业实施转型改造。创新新型工业化。

德国勃兰登堡风电场 视觉中国

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中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军备增加、能源问题和通货膨胀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呼吁尽快启动谈判以结束战争。但欧洲对俄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只有部分国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在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应该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欧洲领导人频繁访华表明了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合作意愿。中国可以为推动和谈、改善中欧关系发挥更大作用。

中欧经济合作空间也巨大。 6月份，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销量超过2.3万辆，环比增长72%。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此外，欧洲在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同时，与美国不同，欧盟没有霸权欲望，会更愿意合作。因此，中国可以继续推动与欧盟的合作，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没有中国工业，欧盟就无法实现碳中和。

现在看来，出于在高科技产业等方面实现战略独立的需要，欧盟对中国既依赖又警惕。欧盟希望减少在高科技产业（如芯片、电池等）对中国的依赖，以实现战略独立。但在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下，中欧仍有巨大合作空间。双方不仅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制定新的产业政策规则。

未来，中欧关系仍可以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