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珠海香洲区出台新规限制微信群使用，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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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本能反应，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近日出台新规定，对“微信群”提出多项限制：原则上一个单位只能建立一个工作群，发言必须内容丰富，不得刷屏将要。非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发布工作信息。因特殊项目而建立的工作微信群，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解散。

当媒体转发此事时，不少人惊呼：“这里出手了！”这话倒是让众人很是欢喜。事实上，香洲区并不是最先采取行动的地方。今年初，多地对工作微信群实施了规定。例如，湖北省武汉市年初发布的“十项禁止”中就有一项“不得乱设立和滥用微信、QQ工作群和政务APP”；同省恩施鹤峰县也在几个月内“精简合并了400多个微信工作群”。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但初衷相似，舆论影响也相似。教育部还出台新规定：“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QQ布置作业”。

教育部禁令是为了减轻孩子负担；地方党政机关的禁令，是为了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 “减负”的初衷自然引起了舆论的掌声。确实，无论是孩子、家长，还是基层干部，这些年太多人都感受到了“久违的煎熬”。这种以“社交媒体”的形式出现，给沟通带来极大便利的工具，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已经成为一种负担，甚至成为一种带有“绑架”性质的工具。

一部手机“30多个微信工作群”、基层干部“24小时回复群消息”等现象频频曝光，更让人感到惊讶。很多基层公务员除了“工作负担”之外，还有“心理负担”——领导半夜“@大家”，你还敢无动于衷吗？大家都在鼓掌叫好，你怎么敢与自己无关？

但禁令真的能解决微信群带来的痛苦吗？又想了想，他摇了摇头。且不说今年的这些禁令，早些年，不少地方都曾介入“变味的微信群”，但大力整治往往以失败告终。网友称赞香洲的新规则“不太好”后，立即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容易——

没有“微信群”，还能有其他“群”吗？如果没有群的话，私信还是可以的吧？我可以打电话吗？我们可以标记人吗？ ……如果背后的负担不变，压力传导机制不变，关闭几个“微信群”能解决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时候，微信群作为数字时代的高效沟通工具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说建三个集团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硬要削减两个集团，似乎就不是“减负”的初衷了。

显然，“微信群”让人厌烦，但我们不能让它背锅。需要根治的是“形式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形式”。更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形式”为何衍生于“形式主义”以及如何让“形式”回归其本义。

解决问题不仅不能只注重“形式”，更不能只注重“形式主义”。

微信群有其自身的媒体特征，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用户的行为和存在。但与此同时，媒体用户不仅仅是被支配的群体。虚拟空间背后发挥更大作用的是现实中的观念和行为。

以那些疏远的“赞美团体”为例，准确地说，是专门从事下属对上级阿谀奉承的工作团体。微信群所营造的社交空间，会引发人们在其中表现的欲望——那些人可能是故意的，或者说，可能是一个不真诚的“点赞”，也可能是一个正式而心不在焉的“收条”，当然也有也是发起者的展示甚至炫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表演行为。一个人是否选择表演以及如何表演最终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真实环境。

早期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官方“群主”在群里索要表扬甚至红包，或者下属意见不合时就责骂下属。当然，群里还有大名鼎鼎的“严书记严太太”。那些在群里炫耀权力、引发反腐风暴的著名丑闻表明，“微信群”中各种怪异现象的背后，其实是现实生态尤其是已经异化的政治生态的反映。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归根结底，和其他形式主义顽疾一样，“微信群”形式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其背后的官僚主义，是不同程度的滥用甚至滥用权力。

不用说，那些让人“累”的微信群，就是那些只会让基层干部“累”的工作群。如果深挖的话，真正“累”的并不是群体本身，而是背后的大量重复。劳动力和浪费性消费。造成这种不必要的消耗，表面上看是效率问题。在幕后，仍然存在一定的“官本位”而非“业务本位”、“等级本位”而非“问题本位”的官僚作风和习惯。流程和风格。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纯关闭微信群显然是不够的，仅仅发布证明文件也不够。即使只是呼吁“实施”支持性文件也是不够的。人们更期待的是一种从根源上解决官僚主义的流程再造、习惯再造、观念再造。

延伸到整个基层的减负问题也是如此。基层工作重是正常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既不是不能吃苦，也不是不愿意吃苦。他们害怕的不是“负面”，而是“不必要的负面”和一些过度的束缚——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里反应慢，或者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无休无止地拉到网上，如此频繁地被指责，难免会受到指责。使人“身心俱疲”。

当然，治标比治本更重要，治标比治本要好。至少对于那些明显多余的“工作组”来说，采取严厉措施可能不足以获得“不太好”的“好评如潮”，但也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