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归属问题再添新证：明清文学文献与历史记载的强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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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献为钓鱼岛主权再添证据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渔帝记胜》、《顺风相送》、《曹海图编》等历史文献都有明确记载。近日，文学研究者首次对明清文集及相关文献中有关钓鱼岛的诗词进行了梳理。研究成果再次有力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我国固有领土，文献文献也能为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提供证据。

1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明清钓鱼岛诗歌及相关文献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据介绍，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世锦撰写的《明清钓鱼岛诗词及相关文献研究》将发表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上。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钓鱼岛问题提供进一步证据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15世纪初就发现了钓鱼岛，并将其纳入中国海域领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史学院教授谢碧珍告诉记者，近年来，史学界重点收集中外航海地图。新发现的外国航海地图和航海手册都表明，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属于中国。

“以往学术界更多注重从历史文献角度论证钓鱼岛问题，而对文学文献关注不足。明清时期存在大量以钓鱼岛为主题的诗歌作品。这些文献资料可以‘文史互证’，为钓鱼岛问题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证据。”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告诉记者。

罗时锦是我国第一位对明清钓鱼岛诗歌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的文学研究者。他认为，这些诗词以文学和美学的方式表达了钓鱼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心理和文化认同。其中，黑沟洋为“中外界线”、龟尾山为“进入琉球界线”等原著注释甚多。这些是对海洋边界的明确解释，并且可以与一些历史文献佐证。

诗歌如何证实历史问题？记者在文章中看到，清代齐坤的《航海八颂》中有两首诗：“钓鱼人已过，却见钓鱼台。 岛多岛立，且波涛滚滚，谁邀夫妇到湖海独占水云隈，应笑穿皮草者亦小。 （第四《钓鱼台》）“忽见青光状，西第一山。半日峰断断续续，灞陵道绕。朦胧海雾中，船风转瞬即逝。”高尔夫球手高兴地指出，这就是象关”（第七部《龟尾山》，原文注：这座山进入琉球边境）

据罗时锦考证，齐坤在嘉庆年间被任命为琉球使。这两首诗描述了他的旅程。诗中的描述与陈侃《琉球使》中“见龟尾山即属琉球”的描述一致，确认了我国的海上边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不属于琉球地理范围，而是属于中国。

徐宝光在康熙年间任琉球副使。他在1719年写的诗中写道：“南风三日渐强，渔岛随帆漂流。” “渔岛”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钓鱼岛”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类似。罗时锦指出，​​这些提法涉及“命名”，即领土归属的重要依据。 “从徐宝光的诗歌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学作品也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罗时锦告诉记者。

“清代诗词中有好几处明确说明了我国的海上边界。例如费希章的诗《黑沟洋》就有‘中外边界’的标题，间接证明钓鱼岛是不仅如此，从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一些历史细节，比如在经过海洋分界线时需要“投掷动物作为祭品”。明代时期相对完整，并不是古人不重视海权，而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国家的学术界可以前行。翻译出版海外博士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说。

从文学文献中探寻民族精神的历史

“文学文献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资料，而诗歌作品则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精神历史的表达。”罗时锦说：“我目前对明清文献史料的发掘工作还比较初步，比较关注的是出使琉球的使节作品，而且由于客户数量较多，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钓鱼岛文学作品发掘、整理和研究的空间，将在相关文学文献发掘的基础上，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文学作品进行“整合”，专门出版。为我今后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钓鱼岛文献文献综述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学者指出，文学文献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其丰富地呈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是民族情感和精神历史的再现。 。对这些作品的人文价值的阐释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罗时锦告诉记者，不少使节及嘉宾都直接描述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他们对岛屿位置和形状的发现、记录、描述和注释构成了领土形象。地域意象记忆的积累和升华，就是历史意象的再现和心理意象的形成。这显示了古人对岛屿位置和形状的认识。海洋地理学的人文情感与认知心理.这种人文情感和认知心理不仅属于作家个人，也是历次封圣使命的集体经验，最终成为其背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普希金曾经说过，‘人民的历史属于诗人。’这句话并没有过时，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兴”的意义上来审视这类钓鱼岛诗词，还应该从“观”的角度来理解此类诗词的人文价值。作品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经验。”罗时锦说。

人文学者应关心“世道人心”

“学术研究有一个‘为谁’的问题。在创刊60周年的历史关头，《文学遗产》2014年创刊特别委托罗时锦撰文，以呼应该杂志‘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以古为今”，就是要体现人文研究对“天下人心”的关注。”《文学》主编刘跃进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刘跃进表示，当今的学术研究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学者的研究越来越个性化、工作室化、工匠化。这归根到底是研究者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学者心中有现实的关怀，有国家民族的大局意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在选题上拓展新的空间。学者们对钓鱼岛诗歌的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期以来，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以中原为中心的经典文学研究上，而对边疆地区文学的研究还不够。事实上，中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学遗产，如正如南方的闽越文学、西南的云贵川文学、西北的藏族文学、西域文学、东北的满蒙文学构成了我国多元的文学景观，从“月人”开始先秦汉代的《宋》。从白狼王唐阔的《乐歌》三篇到清代的《西藏赋》，大量丰富的文学宝藏需要今后，对古代文学“四面”的研究应予以大力支持和提倡，其人文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是“趣味”。但终点应该是‘世界’和‘人心’。”刘跃进说道。

“文学研究者应该承担起应有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梅新林告诉记者，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社会、人民。弘扬优良传统是当代学者的使命。文学研究者一方面承担着创造人类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责任。明清钓鱼岛诗歌研究不仅拓展了明清文学的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为钓鱼岛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这充分说明古代文学研究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方法来表达对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的关注。这应该是一个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