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回顾顶级学术刊物的辉煌历程与深远影响

xinxi1368

2002年7月28日，“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举行。当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毅先生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并有幸代表全体获奖者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年度获奖作家。十二年后，我已经记不起那些充满感激的话语，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其中的一个核心含义。那就是：《文学遗产》照亮了我的学术之路。

今年，文学遗产庆祝其成立 60 周年（1954-2014）。回顾六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期刊中，《文学遗产》堪称独具特色、成就卓著的顶级学术期刊。高水平、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深刻严谨的编辑宗旨和办刊政策，经得起长期检验的出版水平和质量，以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影响力，都使该刊赢得了令人敬畏的声誉。名声。声誉高。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文学遗产》始终坚持与学术界密切交流与融合，特别是培养和扶持了一批批青年学者，成为极具辐射力和影响力的一个广泛的学术机构。一系列的学术中心引领着人们在中国文学辉煌的传承之路上前行，甚至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值得深思的“文学传承现象”。在当前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质量、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呼唤下，在弘扬中华文化伟大传统、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和启示。

一

余生来得太晚了，没有经历《文学遗产》第一期（1954-1966）出版的盛况。当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77年级学生踏入大学校园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总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图书馆的书架上几乎没有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像样的学术期刊也很少。就连后来流行的两本《中国文学史》教材（即社科院版和尤国恩版）当时也还没有重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上半年，我听说《文学遗产》即将复刊。当时，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向华书公司邮寄了这本《再版》。打开古色古香的栗色封面，目录中，映入眼帘的是一系列内容丰富、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标题，以及一系列必将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成就卓著的作者名字。其中有闻一多先生的遗作《东帝太乙考》，也有老一辈学者的新作，如林庚先生的《古代中原各族争霸的面貌》林庚先生的《从《凤求凰》到《西厢记》》，王缉思先生的《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夏先生成涛《读词随笔》、姚雪音《论《元曲》》、聂绀牛先生《浅论《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精神》季羡林先生、郭少宇先生的《从慰问到建议》，以及傅宣从、其他《论《全唐》的修订》、王允熙先生的《刘勰对汉魏六朝平行文学的评价》、杜淑英先生的《李渔的戏剧现实论》、徐硕放《对《红楼梦》爱情主题的评价》、邓绍基先生《关于《红楼梦》爱情主题的若干问题》 《建国以来文学遗产的传承》，以及后辈优秀学者的作品，如葛小吟先生的《陶石的艺术成就》等……说实话，与以我当时的学识和学识，不仅很难理解这些论文的深刻含义，甚至连这些著名的作者也大多默默无闻，其细节也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这本《文学遗产》的“创刊号”就像一阵春风，唤醒了我心中最初的学术梦；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最早的学术之路。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了。我认真地阅读了它，并从中受益匪浅。了解了最新的学术成果，掌握了学术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学习了学术方法和经验，并在它的光芒下学习。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指导下，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从一个知识有限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教授。虽然我的成就有限，但我还是很享受。

至于“续刊”，2002年7月我在颁奖典礼上演讲时，我就拿着它拿给在场的专家看，以体现《文学遗产》对我的指导作用。演讲结束后，坐在我旁边的傅选聪先生有些遗憾地告诉我，他虽然在《复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但他已经没有这期的副本了。傅先生是我敬佩多年的一位学术前辈。他不仅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还以热心鼓励青年学子求学而闻名学界。我深感这本“修复刊”对于傅先生来说比对于我来说更有意义，所以我把这本刊物送给了他留作纪念。傅先生回京后，特地寄给我他的​​书《如墨集》。不仅有签名盖章，还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不久之后，傅先生到台大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我也参与了多余的工作。我失声已经很多年了，直到今天。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十分难过。

二

1990年12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次年来吉林大学任教，担任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龚木（张松儒）（1910-1998）先生的学术助理。 ”。龚木先生和我的博士生导师杨公基先生（1921-1989）的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河北人，都在抗日战火中投奔延安，都两人都参加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战斗。 1946年，他调往东北当干部，成为创建东北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的第一批教授。两位老师不仅经历相似，而且友谊深厚。几十年来，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风雨雨，他们始终真诚相待，互相支持。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就同意合作编写《中国文学史》。虽然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他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合作成果，其中一篇就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和历史价值的论文。 《商业颂》。本文以广泛、扎实的史料为依据，坚持论证《商颂》是商朝宫廷的祭祀赞歌，有力地驳斥了魏源《旧诗》、皮惜瑞《儒家通论》的观点。清中叶以来的经典》与王先谦。 《诗集·三甲易》乃至近代帝王郭威的《商颂》所宣扬的近代经典观，为梁启超、郭沫若等众多历史学家以及中国文学史家所广泛接受，并在近代文学史上几乎是定论。当时的学术界，也就是《商颂》是周代宋朝的贵族们正在研究他们的父亲所表达的观点。这对于科学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确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随着学术文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并接受了这一观点，并用考古研究成果丰富了它。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商业颂》发表于《文学遗产副刊》第二期（1956年1月）。晚年，公木先生仍将《诗经》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方向之一，并在《文学遗产》1994年号上发表了论文《论史诗和戏剧诗》。同时，直至1998年去世，他还担任《文学遗产》通讯编委。这就是我的两位导师与《文学遗产》之间珍贵的历史渊源。

来到公木先生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诗词史”的研究。当时，龚木先生的原学术助理赵明教授已调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人手不足，这项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讨论了研究计划，决定写一个大系列丛书《中国诗词史》，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诗》五朝》《宋》《辽金元》《明清》《近代》《近代》九卷的着书者是李丙海（中国），当时活跃于学术界的一位中青年学者。全国人大代表）、赵敏利（首都师范大学）、付刚（北京大学）、韩景泰（北京语言大学）、张静（北京传媒大学）、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张福贵（吉林大学）大学），都是我，东北师范大学的学长有的是我在吉林大学的校友，有的是我在徐州师范大学（现江苏师范大学）的同学。时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忠田同志（后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时任吉林省出版局局长范贤同志（现任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感谢他们为本研究项目的资助和出版提供的宝贵帮助。这部作品也得到了文学遗产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为了进一步进行科学论证，广泛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92年夏天，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在吉林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诗歌艺术研讨会”。吉林市美丽的松花湖。会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研究计划，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会议对“中国诗歌史”研究项目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松花湖会议的机会，我有幸结识了《文学遗产》当时和后来的三位主编：徐公池先生、陶文鹏先生和刘跃进先生。徐公池先生严谨、踏实、深思熟虑。他亲笔赠送给我的《魏晋文学史》是我经常放在案头上、经常阅读的一部学术巨著；陶文鹏先生才华横溢、才华横溢，他的唐宋诗学本身也是一种令人着迷的艺术境界；刘跃进先生博大精深、独特，地位崇高，史料丰富，理论严谨，给人以引领全局的力量。记得1996年初夏，我和跃进弟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丘陵绿荫的校园里不期而遇。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们曾经和该校东亚系的梅祖林教授谈论过中西文化的异同。我们还一起去了纽约。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弟兄的陪同下，登上曼哈顿西南端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参观了罗德岛州。自由女神像。后来世贸中心双子塔被夷为废墟，随后在废墟上建起高楼大厦。世事沧桑，想想都令人郁闷。

松花湖会议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文学遗产》编辑部。我深深感受到编辑部的整体氛围是轻松、融洽的。不仅致力于学术理念，而且充满人情味和归属感。每位成员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各自保持鲜明的个性，充满昂扬的激情和活力。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值得信赖的有价值的学术群体。也正是在这次聚会上，我的老同学、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付刚弟兄结识了刘跃进弟兄，并在跃进弟兄的推荐下，师从曹道恒先生（1928-2005） ）。博士付刚兄的博士论文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他本人已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学界享有盛誉。如果追究这一切，某种程度上，确实要归功于“文学遗产”！

我们的《中国诗词史》1995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1997年《文学遗产》第二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现转入清华大学）谢思伟教授撰写的书评《深入》大学）《揭示中国诗学的意蕴》鼓励这套“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单一文学通史”（谢思伟语），并由此展开更宏观的中国诗学问题。随后这套作品荣获“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同奖的还有王允熙、顾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复旦大学逸生着），并获得“吉林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产生了广泛影响，不辜负学界朋友的厚望。作为副主编，在公木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从策划选题到组织写作，我都竭尽全力。同时，我从公木先生的正直和洞察力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事物成为难忘的精神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遗产》所给予的宝贵关注和支持，让我们作者感到无比温暖，永远不会忘记！我还与《文学遗产》的副主编朱庆先生、副主编张健先生、编辑李一白女士、马力女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调到深圳大学后，我还帮忙组织了“文学遗产”论坛。会议风格也严谨扎实，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成果。

前年（2012年），由我的师兄赵敏利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十一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体量巨大的著作中，从卷的划分到作者的安排，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史论》的影响。然而，“学习如积薪水，后发制人”。其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规模、更严谨的风格、更丰富的史料已不再是“史论”所能比拟的。不知道敏立兄在主持事务的时候，是否还记得他合作《史论》时的那些往事呢？

三

作为多年来《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我可以说受益匪浅。同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在《文学遗产》的指导下，我也尝试向《文学遗产》提交更能体现自己的学术特色、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论文来征求意见。这次投稿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文学遗产》中，我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是《诗经的答语体及其历史意义》（1999年第2期）和《从《生民》到《离骚》——古诗词实证考察》 《历史发展》（2001 年第 1 期）中，我很荣幸成为其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作者团队中的一员。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这两篇论文是用心最深刻、思想最新颖的。出版后，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反响。其中《诗经的答语体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试图继承闻一多、孙作云等人开创的道路，采用文学与民间传说相结合的方法，对《诗经》的“答语体”进行探讨。古代民俗语境中的歌曲”。 “‘回体’这一颇为常见的艺术形式的由来，及其在诗歌史上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曾表示，本文的题目被“选得好”。已有12篇学术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从《生民》到《离骚》——古诗词历史发展的实证考察》一文经历了十多年的酝酿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选择了屈原的《离骚》作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后来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拓展到了屈原与先秦思想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强调了从《诗经》到《楚辞》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和演变。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协助龚穆先生合着《周氏史诗研究》一书，为进一步探讨《诗经》的发展演变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至《楚辞》。但毕竟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复杂话题，一下子理清思路并不容易。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广泛查找相关资料和深入思考，我才真正开始并完成了本文的写作。刘跃进弟兄对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诗经·大雅》中保存的古代史诗《生民》与楚辞代表作长篇抒情诗《离骚》进行具体比较，揭示其关系。通过实证案例研究《诗经》与《离骚》之间的关系。楚辞“继承—超越”的内在关系，从而完成了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考察。我在文中提出了一些看法：“两部作品在艺术结构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形象创作上，都具有神性与人性交融的特点……从文学体裁的角度来看， 《生民》和《离骚》分别是叙事诗，两者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都形成了层次严谨、脉络完整清晰的艺术结构，塑造了紧密结合、有机结合的人物形象。神性因素与人性因素的统一。由于诗歌类型的不同，它们进行艺术表现的视点（或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离骚》的历史超越，以及《离骚》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境界。 “从‘生民’到‘离骚’的体裁、视角、人物称谓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古诗词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也标志着从集体演唱到个人独白的转变和过渡。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具有哲学意义的“自我意识”时刻。但这是伟大的开始。”从《生民》到《离骚》，从外在的客观叙事到内在的主观抒情，从第三人称的后稷形象到第一人称的自我形象，作者的观点发生了重要转变。二是，它绝非单纯的形式或技巧问题，它还以具体作品的实例印证了“继承—超越”的文学规律，从宏观的艺术层面上，标志着文学历史发展的巨大飞跃。中国古代诗歌。 ”

这篇论文于2002年7月被授予“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我本人是在颁奖典礼前不久才得知这个消息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评审委员会评奖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和规范性，令人衷心赞赏。评审委员会对该文章的评价如下：“郭杰的论文从视角转变的角度具体分析了《离骚》对《诗经·生民》的继承与超越。他认为《生民》主要采用了客观的视角是保持时空距离的；《离骚》采用主观的视角，这是古诗从史诗向抒情诗演变的必然结果。清楚，论据可信。”后来我从《文学遗产》通讯中了解到，今年的评委会由王水照（复旦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7位古典文学专家组成。 ）、董乃斌（上海大学）、向楚（四川大学）、史长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彪（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我从未见过这七位先生中的任何一位，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也没有见过我。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早已享誉全国，在学术评价工作中秉持公平正义和学术至上。他们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令我深受感动、难忘。多年来，学术界一些熟悉的朋友经常告诉我，在我过去获得的众多学术奖项中，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这也说到了我自己的心里。是的，我把获得这个奖项视为崇高的学术荣誉和责任。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会以此为精神动力，再接再厉，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跋涉，力争走得更远。更长更远。

2014年元宵节，深圳

（原文载于《文学传承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