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思潮下的刑法思想：西方刑法思想的起源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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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刑法思想的起源与嬗变：从西方文学的罪刑观看》（第一卷）第六章《退回到感性世界：刑法思想》浪漫主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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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德国不同。面对席卷一切的法国启蒙思想风暴和日新月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民族内心隐藏的自卑感和对现实世界的怨恨被对自然的青睐和崇拜所取代，自然美成为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寄托的理想。伊甸园里的自由。 “湖滨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约翰·济慈（1795~1821）是杰出代表。两人都对英国工业文明深恶痛绝，谴责人类在所谓文明和理性中迷失自我，并以远离喧嚣的自然风光作为诗歌的主题。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对理性主义对感性世界的挤压和束缚的不满和反抗。 。然而，“湖畔派”诗人重山重水、隐逸世俗的精神，显然与资本主义蓬勃进取的精神格格不入，因而逐渐凋零。继“湖滨学派”之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衣钵由拜伦和雪莱继承。他们的灵魂在云端深处自由遨游，但他们的双脚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他们的作品立足于世俗社会，语言质朴清新。情感激昂奔放，寓意隽永深刻，凸显了人类的内心境界，宣扬人类独立于理性之外的自由、独立、无限的精神世界，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

一、拜伦文学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是19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代表之一。作品中的“拜伦式英雄”在自然精神的指引下，与人类的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背道而驰。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自己的罪行责任；另一方面，他们至死不悔，昂首走向毁灭。他们以叛逆、奔放、不羁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作者拜伦本人也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他的孤独抵抗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在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看到拜伦身上体现了多种极端的精神，敏感而暴力的气质，深沉而细腻的情感，狂野的欲望，以及孤独而压抑的内心的混合体。他身材高大、英俊，但生来瘸腿。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却有着平民般的反抗意识。他的文学思想激进，但又坚持古代文风。他崇尚自由，但又摆脱不了对传统伦理判断的强调。他厌恶战争，但热衷于“为国家而战”。自由之战。”最终，他抛弃了笔，全身心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中，以自己的生命为文本，谱写了一生中最壮丽的诗篇。

拜伦独特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特质可以从他独特的家庭背景中看出：首先，家庭气质造就了拜伦热情、放纵、暴力的心理气质。拜伦的祖父是一位海军上将，被誉为“天地无畏之主”。他屡立战功，被授予爵位。拜伦的叔叔性格古怪，被称为“魔鬼大人”。他有很多敌人，所以他披着外衣。每个口袋都装有一支步枪；拜伦的父亲是一名近卫军队长。在非洲服役期间，他多次绑架领主的妻子并私奔，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后又抛弃了他们；拜伦的母亲凯萨瑟是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女继承人。拜伦三岁时被丈夫抛弃。值得注意的是，拜伦的母亲凯萨瑟是一位“热情而神经质”的女人。在她的家族史中，“有很多人试图自杀或毒害他人。”她的祖先“在第一代就被淹死了。第二代被杀，第三代、第四代被绞死。”被拜伦的父亲抛弃后，凯萨瑟血液中隐藏的疯狂、暴力的基因被激发，她常常情绪化地对待年轻的拜伦。因此，无法控制的激情是拜伦的性格。其次，先天跛足的身体缺陷，在高大英俊、敏感坚强的拜伦心中引起了强烈的仇恨，常常让他产生了冲动。与叔叔相似，拜伦七岁时口袋里藏着一把玩具手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经常携带枪支，潜意识里体验到了犯罪的乐趣。放荡不羁的性格，可能来自他生父的基因，也可能来自他自己被父亲遗弃的悲惨经历，拜伦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古斯塔的肉体结合是一种违反人类古老戒律的乱伦行为，但是。他认为这是最甜蜜的情感和经历。总之，特殊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和心理成长轨迹影响着拜伦成年后的人格特征。读拜伦的作品，我们总能感受到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孤身一人、冒着枪林弹雨的拜伦勋爵，以火一般的激情和“自然人”的坦率，猛烈地撞击着现代文明的坚硬外壳。虽然多次失败，但死时无悔。对于身体的绝对解放和精神的绝对独立，除了拜伦之外，西方历史上没有任何作家敢对人类文明做出如此全面、彻底、深刻的否定。

（一）具有独立意志、自足精神的“拜伦式英雄”：“曼弗雷德”

诗剧《曼弗雷德》（1817）完美地体现了集孤独、骄傲、浪漫、烦躁、思考和对毁灭不屈的“拜伦式英雄”的历程，表达了拜伦对世界传统文化的看法。罪与罚思想的反思与背叛。曼弗雷德是阿尔卑斯山一座城堡的世袭贵族。他性格孤傲，学识渊博，精通魔法。曼弗雷德因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而饱受折磨。

在诗剧的第一个场景中，他召唤了大地、海洋、空气、夜晚等神灵，请求它们帮助他忘记过去的罪孽。但精灵只能给予他“王国、力量和长寿”，却无法满足他“忘却罪孽”的愿望；精灵们甚至提醒他，他可以死，但不能保证他死后能忘记自己的罪过。第二幕中，地狱之王阿里马内斯答应为他从坟墓中召唤已故阿斯塔特的鬼魂——曼弗雷德痛苦而绝望的秘密就藏在她的身体里：她是曼弗雷德的继妹。她与曼弗雷德有过一段关系，后来曼弗雷德出于悔恨和羞耻而杀了她。面对曼弗雷德关于“宽恕与怨恨”的质问，死魂保持沉默、隐形，没有回答。在第三幕中，曼弗雷德做出了拜伦式的选择。他孤傲地拒绝了住持的劝说和邪灵的诱惑，断绝了与天堂和地狱的一切联系。最终，他毅然扮演检察官、法官、罪犯三个角色，将生死罪刑的大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相信“我”绝对自给自足，不需要帮助。其他事情。作为个体，“有罪还是无罪只关我自己的事”——他断然给自己定罪，然后倒地而死，灵魂在天空中飞走了。

主人公曼弗雷德傲慢博学，但他对人类的理性知识感到失望，在孤独和愤世嫉俗中过着隐居的生活。曼弗雷德虽然知道自己犯了原罪，但临死时却拒绝了神父劝他悔改以进入天国的讲道；他也抵制了魔鬼把他拖入地狱的诱惑——他保持了精神上的独立和独立，直到去世。完整，保持着坚持到底、永不妥协的战士形象。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拜伦情感经历的真实写照，暗示了他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古斯塔之间的情感故事，全面记录了拜伦在这段不道德的爱情之后所面临的道德伦理困境。严厉制裁的过程，心理和肉体的挣扎。

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相比，曼弗雷德的精神世界相似却又截然不同：为了追求善恶的体验，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这与后世的情况类似。他们一起环游世界，最终上帝拯救了落入梅菲斯特手中的浮士德的灵魂。曼弗雷不仅蔑视上帝，蔑视各种精灵，还蔑视死神。他不仅蔑视一切神圣的权威，而且还抛弃世间的法律、道德、伦理。他相信自我是绝对的自给自足、自由、独立，他把生与死、罪与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酝酿的思想远没有拜伦那样热情、极端、奔放。思想和文学史家布兰德斯认为：“这是拜伦的男子气概的伦理观。他要攀登到雪线之外的山峰之巅，不允许人性的弱点和妥协有任何立足之地。他的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由呼吸。”正因为如此，布兰德斯认为《曼弗雷德》超越了歌德的《浮士德》。事实上，在拜伦的意识深处，他对自己与奥古斯塔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愧疚感。他渴望超越。他把这种情感视为一种自然经验和社会理性。痛苦和无助强加在他原本的灵魂上。

（二）质疑权威、挑战命运的“自由之子”：“该隐”

《该隐》（1821）是拜伦最好的诗剧之一。自从《圣经·创世记》记载了“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该隐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亵渎者。对于这个事例，《圣经》的记载非常简短：“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发生性行为，生下了该隐和亚伯。该隐耕种土地，亚伯放羊。献祭时，该隐拿了田里的蔬菜作为祭物；亚伯也带来了他的头生的羔羊作为祭物，后来该隐在田里杀了亚伯，因此被定罪。被上帝驱逐到异国他乡。

在这里，该隐作为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个体存在，被无限压缩并固定为一个“可耻”的符号和概念。此后，没有人试图去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有人试图去理解该隐在谋杀行为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心理复杂性。 《圣经》中的简短描述，给后世文人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拜伦借用了《圣经》中该隐谋杀弟弟的故事，但以一种与正统教义相悖的精神进行了解释。他笔下的该隐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拥有理性、敢于怀疑、有自己的欲望和要求的年轻人的代表。这种反叛精神在该隐和堕落天使路西法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亚当和夏娃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祭祀上帝。每个人都很虔诚，除了长子该隐，他冷漠无情。所有人都离开了，孤独的该隐对生命的意义感到困惑：所有人都离开了，孤独的该隐对生命的意义感到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吃知识的果实为什么要受苦呢？追求智慧又逃避智慧是否可能？在上帝的法典中，无知是罪吗？即使是罪过，为什么父母的罪孽会延伸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呢？今天的生活条件艰苦，远离快乐和幸福。为什么？你是否也需要虔诚地向神表达你的感谢呢？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他是最好的吗？天国反叛者路西法悄然降临。他将地球上的反叛者该隐视为同类，并随波逐流。他小心翼翼地引导着后者，将他本已膨胀的怨恨和叛逆情绪推向了极致；路西法孜孜不倦地带领该隐穿越黑暗王国，让该隐洞察了人类虚无的本质。返回地球后不久，该隐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杀人犯。在献祭主的仪式上，亚伯的血淋淋的羔羊受到青睐，而该隐洁净的蔬果却被狂风吹落在地。该隐的热血终于沸腾了，他举手掀翻了祭坛；亚伯上前阻止，该隐拿起祭坛上的一根棍子，将亚伯打倒。于是，在该隐的“过失”和“激情”之下，谋杀和死亡降临到了人间。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的人，他受到了他的父母和亚伯的妻子的谴责和咒骂。只有他的妻子阿德从未离开过他。安葬了亚伯之后，阿德与他一起被流放，接受上天的惩罚。

剧作《该隐》探讨了人类诞生、苦难、犯罪、惩罚、死亡等一切悲剧的根源，表达了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拜伦式英雄”的反抗、怀疑、叛逆、暴力等性格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该隐是《圣经》中受到惩罚的“人类第一凶手”，被拜伦描述为第一个反抗上帝的人，而上帝则被描述为一个失去正义的嗜血暴君。与亚当、夏娃努力工作以期赎回来世幸福的伦理不同，也与弟弟亚伯没有反省能力的习惯性服从不同，该隐爱思考却不愿意忍受受苦，厌恶工作，总是在问：“追求智慧、摆脱无知，在上帝的法典中是罪吗？即使是罪，为什么父母的罪要延伸到无辜的孩子身上？今天的生活条件艰难困苦，远未享受幸福，何必虔诚地向上帝表达感恩之情呢？当然，有限的生命必然会死去，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呢？拜伦使用了该隐，一个充满怨恨和怀疑的离经叛道的人。它从一个思想家的口中挑战上帝的权威，质疑上帝对人类追求智慧的惩罚，也质疑父母犯罪、连累无辜的惩罚逻辑。这些尖锐的质疑响彻全世界，并在与灵体之主路西法的对话中被降格为绝对的批评。

与《浮士德》中与上帝打赌的梅菲斯特不同，拜伦笔下的路西法严肃认真。他是一个自由的精灵，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骄傲精灵。他在被踢下王位之前愿意撒谎、奉承、奉承，但他没有屈服。因此，他和他的对手神一样不朽。对于该隐来说，路西法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停止了该隐对他的盲目信仰和服从，同时拒绝了该隐对他的崇拜和感激。他只是引导该隐自己去看、去发现、去思考。在路西法的指引下，该隐游历了宇宙，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也瞥见了死亡。想到这一切的耻辱和痛苦将会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固执的该隐感到愤怒和绝望——他甚至试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从而彻底堵住痛苦延续的源头。

可以说，《该隐》是曼弗雷德叛逆性格的继承和升华，其中包含了拜伦本人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剖析，以及他对人类存在的一切悲剧——出生、苦难、犯罪、惩罚、死亡等的理解。作品的源泉是一种睿智而富有同情心的展示，其中闪烁着穿透一切、穿透一切的感性力量。在悲伤的理性世界中，在灰暗的情感生活中，曼弗雷德毅然选择了一条自我审视、自我审判、自我毁灭的道路，彻底抛弃了神的神性和撒但的恶魔本性；该隐在感悟人生的虚无与命运后，对神的律法发出愤怒的谴责，成为世界第一杀人犯，被迫走上漂泊的命运。曼弗雷德和该隐都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悬崖，主动超越既定的客观存在，向死而生。就这样，他们对神、魔、冥做出了选择。尽管冥界的命运有激烈的反抗，但他们内心的惆怅和悲伤并没有随着他们自觉的选择而消失。曼弗雷德和该隐的形象都揭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人生选择，激起了悲剧之美。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拜伦的身影，所以不难理解他写了很多狂野的、负面的故事。他在阅读一切人类道德伦理著作的同时，为何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意大利和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后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呢？

在诗剧《该隐》中，拜伦还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该隐的妻子阿德莱德，她与该隐的离经叛道思想形成鲜明对比。阿德代表了另一种与该隐的怀疑、叛逆和失败相抗衡的力量，即无条件的爱、怜悯和希望。如果说该隐迷失于智慧，那么阿德莱德则坚定于爱情。这种爱不仅包括对神的良善和全能的坚定信念，也包括该隐永不抛弃的强烈的人情味。该隐看到的是毁灭和灾难，而阿德看到的是万物的生机、爱和幸福。当该隐必须在爱和知识之间做出选择时，她恳切地劝告他：“选择爱，该隐，选择爱！”当路西法准备带领该隐环游世界时，她可怜兮兮地重复了一遍。问路西法：“他真的能回来吗？他一定能回来吗？”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咒骂和吐口水。当她抛弃你时，她对该隐说：“除了离开你，我什么都不怕。我不会抛弃你。我愿意与你分担负担。”正是亚德，这个美丽可爱的女人，用她柔弱的肩膀，勇敢地分担了人类最初所受的惩罚，用宽容的爱和真挚的同情，给绝望中的该隐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拜伦安排虔诚忠诚的阿德陪伴反叛者该隐走上赎罪之路，暗示崇尚反思与背叛的拜伦始终徘徊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无法调和理性的坚持与信仰的诱惑。 。之间做出选择。而这恰恰是从另一个侧面——从文学史上最放荡、最激进、最极端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剖析了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难以化解的矛盾心理。诚然，拜伦笔下的英雄们远离尘世，甚至离经叛道，但他们也深深地热爱着人类。这种爱情不仅蕴含着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的热切，也孕育着古希伯来该隐般的激情。叛逆的同时也展现了基督教耶稣般的深度。 （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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