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及其人间喜剧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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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他被誉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他的《人间喜剧》不仅使这部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写照，也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类型。

可以说，今天的法国仍然没有走出巴尔扎克法国的范畴，世界其他地区也早晚都进入了巴尔扎克法国。去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巴黎的细雨中，面对万千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最伟大的人物中，巴尔扎克是最好的；最好的人物中，巴尔扎克是最好的。”在这些人物中，巴尔扎克是其中最好的一位。”

指责“文笔粗糙”

还有那些太相似的开头章节

今年是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他的作品在中国被阅读和接受已经快一百年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人间喜剧》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中国所谓的“先进文化”和“新锐文学”，其中不乏对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尊重。新”小说。影响。只是不知道是因为过于酷炫的现实主义还是《人间喜剧》的复杂性，他在中国一直没有很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是为数不多的被翻译阅读的法国经典作家之一，但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在中国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并不亚于原作者。此外，傅雷还表示，就写作风格而言，他不太喜欢巴尔扎克，但只是翻译了一下就爱上了它。这些或许都是巴尔扎克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被低估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后，有人指责巴尔扎克的“文笔粗糙”，来源不明。

▲巴尔扎克的故乡，法国图尔

关于巴尔扎克最不友善的谣言是，巴尔扎克写作是因为他负债累累。有一天他出去玩得很开心，第二天他就要把自己锁在屋里写连载，以还清他的肉欲马所欠下的债。据说，为了还清写作债务，他每天要喝十多杯咖啡，以致于五十一岁时英年早逝。将生命的短暂与字数进行比较，我们得出“文笔粗糙”的结论。

不管传闻是真是假，他写得很快是事实。也确实如此，九十多部小说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作品。但仅仅凭借他们的数量，他就能写出法国乃至世界现代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恐怕也是无稽之谈。所谓巴尔扎克的文笔不够精炼。我一直觉得可能只是相对于某种提炼，比如福楼拜的风格。 “精致”是一个主观的、模糊的概念。巴尔扎克复杂的描述有时确实很无聊，但我对他的“不够精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证据，我经常引用《贝特姨妈》中公务员玛内夫和他的妻子“假装奢华”的故事。书中写道，马尔内夫先生的房间就像一个单身汉的住所，“房间里杂乱不堪，旧袜子挂在马毛坐垫的背面，灰尘在椅子上留下了图案。”过了一会儿”，只有几张笔触，既与玛内夫夫人同一屋檐下的美丽房间形成对比，又描述了丈夫房间的破旧，关系不融洽（夫妻分居不同房间）。和分居）以及丈夫很少回家的事实，尤其是《尘埃重绘椅子上的图案》中的“画”字，无论是巴尔扎克的原文还是傅雷的翻译都令人惊叹。

如果真要说对巴尔扎克的不满，可能是来自其他方面。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巴尔扎克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也不太欣赏的是他类似的开篇。例如，《邦斯叔叔》中这样开头：“1844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六十多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的男人沿着意大利街行走。他的鼻子似乎嗅着什么东西，他的嘴唇流露出虚伪的神情，就像一个刚刚谈妥一笔好生意的批发商，或者像一个刚刚走出女士小客厅的沾沾自喜的单身汉。”将其更改为“贝基阿姨”。 1838年7月中旬，巴黎街头新流行的一辆名为公爵的马车行驶在大学街上。马车里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上尉的制服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时间、地点和人物，虽然人物在变化，但毕竟还是停留在“套路”上，感觉以后谁都可以写小说。后来我进来的时候就学了。接触20世纪法国文学，当我看到新一代作家批评巴尔扎克“侯爵夫人下午五点出门”的写作风格时，不禁深感信服。能够预测未来一代的攻击，他在《彼得罗·高老头》中仿佛讽刺地写道：

“巴黎以外的人能否理解这部作品值得怀疑；书中有很多感言和当地风景，只有沉浸在蒙马特和蒙罗越高地的人才能理解。”

巴尔扎克的魅力

和共同探讨人类命运的记忆

《人间喜剧》的读者当然不仅限于巴黎，或者仅限于“巴黎外”的法国人。让巴尔扎克没想到的是，他的《人间喜剧》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会在后来跟随浪漫主义的浪潮席卷全世界。通过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出现在世界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戴思杰小说中所描述的回忆，应该是那一代年轻人所共有的。他们触摸了巴尔扎克笔下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情怀”的世界，完全忘记了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也不想去探究巴尔扎克想要描绘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背后到底是什么。这是多么大的威胁啊。只是读者的品味有时完全超出了作者的初衷，是最多变、最不可靠的。从《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叙述时间到今天，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身边的现实早已超出了巴尔扎克的想象。因此，他们在巴尔扎克的著作中寻找意义。 “异域风情”，原本具有时尚意义，也失去了意义。

▲傅雷、罗新章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全集10册，文汇出版社出版

确实，当巴尔扎克宣称“法国社会将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想成为历史学家的“秘书”时，他大概也想到，如果有一天，大家会对法国社会的“历史学家”更加感兴趣。你不再感兴趣了吗？他忠实的“秘书”所记录的一切有什么价值？但他们年轻时——以及后来20世纪初期意气风发的超现实主义一代——其实并没有思考清楚现实主义中的“现实”，“现实”中的历史和地理，以及历史和地理中的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区别。写作和阅读。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巴尔扎克所谓的“当下大局”与无数“当下”组成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了。大家其实都中了巴尔扎克的骗局，往他的方向想，以为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法国出事了，谁都不会再坚持了，就以此来攻击他。 。

但巴尔扎克的意义真的只是他所描述的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吗？ 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在进入巴尔扎克的世界之前只是一片混乱。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社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动乱。共和与复辟的斗争、欧洲其他势力的介入、拿破仑的崛起……这一切让法国社会一时血腥。这段历史即使在近两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是模糊的，所谓的历史主线始终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因为历史会把个体抽象化，只会一味地强调集体意识，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集体无意识。对于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来说，史实的选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立场、一种能力。

我们或许不会忘记，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还处于科学进步时期。因此，社会对于小说家来说就像自然对于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一样。只要是“家”，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从繁杂的场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中提取出能够解释规章制度的东西。巴尔扎克作为秘书完成的“忠实记录”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占据《人间喜剧》大半壁江山的《风俗研究》，当然首先是针对“风俗”的，但它的最终归宿却是“研究”。对于剩下的“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尤其如此。与沉迷于《1993》或《滑铁卢》的雨果不同，巴尔扎克似乎不太关注所谓的历史事件。也许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所在：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不是理性的主体承担历史命题，而是基于盲目的历史铸造主体。

因此，巴尔扎克比雨果更相信人类的历史规则。于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典型人物倒推到塑造这样的人的社会和历史，我对人类的未来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巴尔扎克不会相信冉阿让这样的英雄，他以一己之力对抗社会，最终在被下一代理解的幸福中平静地死去。因此，《人间喜剧》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当然是从理性的角度尽可能“真实”地描述人类生活。巴尔扎克并不从主观的角度描绘社会和历史，他更感兴趣的是从客观的角度观察人。在他看来，每个公众人物都是历史的记录，就像《刘海大叔》中提到的“阿山特”一样，可以通过帽子“保存”过去的时光。从此，出现了拉斯蒂涅、老高老头、邦斯叔叔等一系列巴尔扎克式的典型人物。

《人间喜剧》与同时期仍在流行的言情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也写人，而《人间喜剧》对人物没有伦理判断。不存在能够统一克服人类所有弱点的道德界限。拉斯蒂涅并不邪恶，因为他野心勃勃，想在巴黎上流社会立足。他只是慢慢明白了“美丽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不能长久”的道理；老高老头也没有。仅仅因为他伟大的父爱，并不意味着他就成为美好社会潮流的先锋；沃特兰当然是一个阴险的罪犯，但隐藏的罪犯并不代表对预设的不公平秩序的挑战，也不是“邪恶”的捍卫者。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无论身份、性格，无论是善还是恶，好还是坏，坚强还是懦弱，最终都是悲剧。在金钱逐渐取代出生的社会，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因此，指责巴尔扎克的后继者只写了《侯爵夫人五点钟离家》的超现实主义者低估了“现实主义”这个标签。 “现实主义”中的现实远不是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简单问题，否则历史本身就能纠正它的方向。但历史是最不理性的列车——当我们后来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近两百年前的巴尔扎克，他只用了一张巨大的人物图，没有任何伦理立场。勾勒出人类的未来。正是巴尔扎克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运用到人物身上，变成了“元社会”。在塑造这个“元社会”的过程中，巴尔扎克硬生生地将法国变成了世界：

今天的法国仍然没有走出巴尔扎克的法国范畴，尽管他在小说的开头写到了“1844年10月的一天”；世界其他地方也早晚会不顾一切地走下去。走进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尽管他一再强调“只有沉浸在蒙马特和门罗山峦之中的人才能理解”。

▲ 罗丹受委托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纪念雕塑

就像我们不必等到巴黎圣母院着火了才记得读过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等到卢浮宫出了问题才记得读过“贝儿阿姨。”在这里，巴尔扎克对卢浮宫也有精彩的描述：“随着墙壁的破洞和窗户的破碎，卢浮宫一直在高喊：“把我脸上的伤疤拔出来！”也许人们认为这个杀人走私的地方有它自己的目的。它需要在巴黎市中心有一个符号来表明这个美国首都的特点就是奢华、奢华。苦难的对立面相辅相成。”谁会怀疑这座“世界之都”的特点就是当今世界的特点呢？卢浮宫旁边的小巷子很容易清理，但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世界。卢浮宫，这里的伤痕已经愈合，曾经盛开的花朵，又变成了新的伤痕。

因此，《法国世界史》中的“1842年”就是献给巴尔扎克的。作者写道：

“1842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仅使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写照，也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学流派。”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有意识地致力于利用文学来组装或重新组装一个民族的性格”，因此“照亮了文学想象全球化的新进程”。

“越是民族化，就越是全球化”在这里得到了最积极的诠释。或许，在今天法兰西民族面临解体危机的时候，确实是时候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了。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意味着唤醒我们与世界讨论人类命运的时代记忆。而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只是法国民族应该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吗？

（作者为著名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