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质量引关注，离婚率攀升原因何在？
婚姻质量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2014年以来，我国结婚率逐年下降，近两年维持在3.2‰。相比之下，同期离婚率则迅速上升。据民政部统计公报，2003年离婚夫妇超过130万对，到2018年这一数字达到近450万对。 2019年，中国有415万对情侣解除婚约。一项针对2016年至2017年离婚情况的调查发现，婚姻破裂的高峰期是婚后2至7年，而当事人提到的最常见的离婚原因是情感不和谐。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由于COVID-19疫情导致的长期宅在家里，也给很多婚姻带来了问题。各地媒体报道显示，3月份抗疫隔离期结束后，夫妻开始离家出走。比率也急剧增加。近日，天猫CEO蒋凡被曝婚内有外遇，当当网李国庆扣押公司公章与妻子余宇对质。诸如此类的新闻频频登上热搜。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曝光，大多数人眼中“成功人士”的婚姻品质进一步受到公众关注。
婚姻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慢慢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家之所以关注家庭的决策行为以及家庭的形成与解体，是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微观行为决策是在家庭层面做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世界银行曾在印度农村投资修建家庭厕所，希望减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提高健康水平和生产力。项目评估时发现，如果建厕所的钱给男性，建厕所的概率就大大降低，而且这些钱往往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烟酒消费上。但如果把钱给女主人，建厕所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最终会达到政策目标，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条件。这个小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家庭的构成、夫妻的不同喜好、博弈的力量最终都会影响家庭的行为决策方向。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1973年、1974年的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家庭理论》一书中提出，家庭最大的功能是养育孩子。如果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对女性的歧视，而男性享有相对较高的工资，那么在家庭层面上就会直接导致“以女为主”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出现。如果家庭建立“女户主”模式，女性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抚养孩子、照顾家务，而在职场上的贡献就会减少。这将“证实”性别歧视雇主的期望。判断。这使得绝对多数女性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决策中处于被挤压的状态。 （Gary之后的一系列文章讨论了家庭可以给夫妻双方带来一系列的功能，比如共同消费、互助保险、共同理财等。但是，家庭中的分工仍然是最有影响力和影响力的。被广泛接受的假设。）
当这种受挤压的状态得到释放，女性能够冲破传统、道德以及雇主刻板印象所定义的圈子时，会发生什么？她们的配偶、伴侣、家庭成员会调整相应的家庭分工，分享女性成功带来的喜悦、荣耀和财富吗？还是整个家庭还停留在过去，无法与追求职场成功的女性“兼容”，导致家庭解体？遗憾的是，后一种情况不仅是肥皂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而且也得到了学术研究的验证。这不仅是普通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社会问题。
以及最近发表在《单身女性：工作晋升与婚姻稳定》的文章：该研究讨论了伴侣在职场上的成功对家庭婚姻的影响。
成功女性离婚的可能性更大吗？
今天，人们真的同意男人和女人可以并肩工作、奋斗和竞争吗？男人怎么看待智商高、棱角分明的女人？前前后后，有人做过一个男女约会的实验，发现男性更容易因为害羞而避开那些自认为比自己聪明或者有更多想法的女性。同样，一些研究发现，当MBA高管班的女学生被要求分享自己的经历时，单身女学生比那些有男朋友或已婚女性的学生分享得更果断、更清晰。如此看来，女性的成功往往与亲密关系无法共存。
我们利用1979年至2012年瑞典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登记数据，结合LISA数据库中的个人税收和收入数据，分离出参加市长和议会选举的样本以及公司CEO的样本，分别比较了选举成功后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状况。样本数据显示，女性政治候选人一旦当选，离婚率高达14%，而男性候选人当选后离婚率仅为7%。 （7%是瑞典的平均离婚率。）简单的数据描述就显示了女性和男性随着职业发展的离婚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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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种差异的来源，本文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法，以选举年为基点，选择基点前4年至基点后8年的窗口期，跟踪窗口期内的婚姻状况。文章通过对比同性别的成功和落选候选人发现，对于男性来说，成功竞选对婚姻状况基本没有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选后，成功女性候选人的离婚率明显高于失败者7个百分点。这种性别差异不仅出现在政界，也出现在商界的首席执行官中。女性CEO在当选后几天内离婚的比例可能是男性CEO的两倍。
为什么女人的成功更容易导致离婚？
我们还是需要从匹配开始。加里谈到了婚姻可以产生的“公共物品”（夫妻双方可以同时享受而无需产生额外成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孩子。在随后的文章中，他也将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彼此的陪伴上。这种陪伴往往需要概念上的“志同道合”和“志同道合”。例如，如果男女双方都认为婚前男女平等，那么在双方眼中，女性的成功不会带来社会压力或家庭声音的变化，进而婚姻的稳定。自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
相反，如果双方都秉持“男主外、女主内”的理念，对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女性的成功无疑会影响职场的稳定性。婚姻就是通过这个理念。例如，女性对男性的期望不断提高，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紧张，或者男性认为女性不应该在家庭之外寻求更大的晋升，从而导致矛盾等；但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会满足双方的期望，无论是来自个人价值实现（男性）还是对婚姻正确选择的自豪感（女性），婚姻的稳定性都不会明显下降。
如何检验这个假设？这一假设的一个可检验的推论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样本中哪些家庭更有可能是“女户主”，那么离婚率的上升就更有可能发生在此类家庭中。如何判断一对夫妻是否认同传统的“女主妇”模式？并利用他们的收入和劳动力供应数据进行了近似。他们根据夫妻年龄差距和产假使用情况来区分“传统家庭”（年龄差距较大或妻子休较长的产假）和“性别平等家庭”（年龄差距较小或妻子休产假较短）。其中，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异往往意味着经验和声音的差异，而妻子休产假的时间则体现了妻子在一段时间内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如果休假时间较短，则意味着妻子的工作收入对整个家庭来说更加重要。经过分组，并进行组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相信性别平等的夫妻对女性的成功更能容忍，而传统的夫妻在面对女性的晋升时更容易面临婚姻危机。 。
“赢了事业，丢了家庭”是“自作自受”吗？
女人一旦“赢了事业，输了家庭”，一般都会面临很多非议。因为你的崛起，你想达到新的高度吗？还是他太专注于事业而忽视了家庭？或者它太强大而无法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这些想法将永远萦绕在你周围的人的脑海中。并一一讨论，一一排除这三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升职可能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对于成功女性来说，成功当选可能会显着增加她们周围男性的数量或比例，这可能会导致女性积极追求新的婚姻关系；同时，晋升带来的物质奖励，如更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也会增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工作环境中异性数量或比例越多，女性因升职而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实证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异性比例增加引起的离婚率差异并不明显。相反，周围异性环境变化较小的女性晋升后离婚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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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成功的女性本身可能就是愿意在事业上投入更多的女性。这种意愿可能会让他们更容易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同时，这种投资也可能导致他们忽视照顾家庭，最终导致婚姻的失败。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文章选择了较小的样本。这个小样本中的候选人获得了非常接近的选票。事后看来，这次选举结果表明，他能否在这次选举中当选很可能是一个随机结果。那么他们是否当选就相当于一个随机事件，没有理由认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在事业投入意愿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对这个小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成功的竞选活动导致离婚率上升的模式仍然存在。女性在选举成功后三年内离婚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因此，并不是热爱事业而不热爱家庭的女性更容易成功并离婚，而是成功的女性更容易失去家庭。
第三，选举成功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增加经济独立性，减少对丈夫收入的依赖，提高女性独立生活的质量，可以为离婚后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增加离婚的信心。一般来说，收入往往与婚姻中的话语权挂钩。如果双方长期适应一种话语权制度，因晋升而话语权的逆转也可能给婚姻带来不确定性。离婚率上升是因为竞选成功后工资上涨吗？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文章按照绝对收入增长和男性相对收入增长对样本中的女性进行分组。结果发现，离婚率因经济改善而差异并不明显。
结论
女性的成功更有可能给她们带来婚姻不稳定，导致她们在晋升后的几年里离婚的可能性显着增加，而男性的成功则不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不稳定仅仅来自于女性在职场的晋升，与她在工作和家庭的投入分配，以及晋升带来的外部异性环境的变化无关。如果婚姻内双方相对平等，那么女性的晋升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当双方处于传统婚姻关系时，女性的晋升会增加她未来离婚的可能性，而这种差异会影响男性的成功。底部不存在。
我们不知道“赢得事业、失去家庭”的现象是否曾经阻碍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前进，但调查结果迫使我们面对并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维持婚姻的动机最终将反映在女性对高级职位的态度上——一旦成功，她们比男性竞争对手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这种考虑也可能反映在世界各地女性担任高管职位的情况上。失踪原因之一。
在人口红利减少、女性劳动力重要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面对和改善这一现象显得更为重要。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性别观念更加平等的家庭普遍出现时，女性在维持婚姻关系稳定方面的隐形束缚才可能消失。当然，要实现这一成果，不仅需要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还需要全社会意识和观念的不断发展，需要社会每个人的支持。 。
（孙昂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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