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残历考：审视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有益视角
用于发行日历和计时的半成品——《明太常元年大同历》残历考察
王小虎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大同历汇编》收录有《明太昌元年庚申大同历》残片。经过比较，发现该历年并非庚申。按照残历年表，该年份应属于下一年，即辛酉年。本历日颁布前，因皇位变更，年号第二次变更，并有特殊情况两次变更历年名称。 “太昌元年”或许有其来历。建议仍以原碑文“明太昌元年大同历”为名。新游历的印刷发行过程，可以为现代人审视古代发行历法和时间的传统提供有益的视角。
年历通常称为日历日。 20世纪80年代，严敦杰曾指出：“汉代家谱、敦煌历和明清历法是研究我国历法史的三大重要史料”。 民国以来，汉代家谱、敦煌历书等早期珍稀资料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前辈们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学界对大量留存的明清历法仍然重视不够，研究甚少。
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国家图书馆明代历法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全套六卷，其中明代历法105卷。是中国最大的藏品。明朝的历日大部分都聚集在这里。笔者最近有幸看到了它的全貌。现在，笔者将根据《汇编》中收集到的一些历日的形状和内容，重新确定一个历日的年份，并以此为起点，提高对“观察与计时”的理解。古代中国。传统的理解。
1 关于《明太常元年庚申大同历》年份的问题
明代，正式采用“大同历”。 《大同历》封面印有历日名称：明朝+年号+大同历；正面印有日历日的全名：大明+年号年表+年干支+大同历。如图1所示：
图一：明成化四年《大同历》封面与首页组合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复印室在给《藏书》收录的历书命名时，统一使用历日的全称，并在目录中的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笔者翻阅第五卷的目录时，发现有两幅相邻的历法，年号、干支、公元年号相同，但年号不同。一份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庚申大同历》，一份是《明太昌元年（1620）庚申大同历》。查阅明朝的历史记载，我们得知当时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纪年制度。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太昌元年。庚申年先是万历四十八年，然后是太昌元年！那么，这两个项目的日历日期和年份是否相同？
明代有两种官方的大同历：闽历和王历。翻阅两卷历书，从其形制可知，均为明代民间日常使用的民用历法。根据《集》中收录的民间历法可知，其形式早已固定，页码内容如下：
①封面，1页，印有历日名称、秦天健防伪印章等，并加盖秦天健日历日期印章；
②月节气，1页，开头印有历日全称，并加盖秦天健历日印章；
③《年神的方位图》，1页；
④月日排列，每月一页，共12页，闰年13页；
⑤最后两页为“年表”、忌日、钦天监衔。
经初步检查比对，万历四十八版原版封面缺失，但内容仍完好。可见首页印有该历的全称：“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大同历”。明太昌元年原本损毁严重。笔者进一步登录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查到《明太常元年大同历》信息：还剩6页； ）雕刻摄影。
本封面日历名称为“明太常元年大同历”，另加框。这应该由后人铭刻，如图2所示：
图2：“编译”包含太常元年封面上的历日名称
残历原件状况较差，仅存后半页几页，且多已模糊。共三页，有月、日的排列，还有一些《纪事》、忌日、钦天监等内容。职称等
太常元年具体三个月要根据内容来确定。就月份顺序而言，中页最清晰的是11月。这个月是大月，是庚子月。下一页的月份顺序乍一看也像11月，而且也是个小月份。 ，月份是辛丑，其次是十一月，所以应该判断为十二月。由于“二”字迹模糊，上面的横线难以辨认，很容易误认为是“一”；上一页上，月份顺序已经写得非常模糊，无法直接识别。只能隐约看出，该月是大月，该月是己亥，与接下来的十一月相连。因此，这三个页面可以分别确定为10月、11月和12月。
三个月有3次新月干。只有十一月才能认定为戊戌。十月，新月星座模糊。十二月，唯有新月干，可见为午。幸运的是，这两个月里仍然有个别日期可以识别，可以用来计算和恢复。例如10月17日，新日干支为乙卯，推算新日干支为戊辰； 12月6日，新日干支为癸酉，新日干支为癸酉。无尘。
大致恢复了太常元年三个月的月日安排。万历四十八年版本较好，有相应月份信息。为方便对比，现列表如下：
月
太常元年历日
万历四十八日
十月
大岳、兼济海、无尘说
大岳、简定海、贾晨硕
十一月
大岳、简庚子、戊戌说
大岳、简吾子、贾诩硕
十二月
小月、简辛丑、吴辰硕
小月、简纪仇、贾晨硕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两者的月干枝、日干枝的排列等是不同的，所以肯定不是在同一历日。万历四十八年本来是庚申历的历法日期，是正确的。残历“太昌元年”的名称是后人题写和补充的，不可掉以轻心。
2、残历测年
剩余历年亟待重新确定。资深学者在敦煌历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们积极探索残历断代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习泽宗、邓文宽在确定敦煌年表时提出了七种方法。 20世纪90年代初，黄一农进一步总结出一套更为严谨的推理过程。 按照前人提出的纪年方法，年份需要根据历法三个月的内容进一步推算。
残历中三页的月日排列之后，还有一页半的《纪事》，以及应忌讳的日子，以及钦天监的头衔。这部分内容是前人在讨论敦煌历断代问题时没有讨论过的。涉及。
明代大同历中，“纪年”栏实际上是一个以年号为基础的表格。从今年开始，历年倒推一周，列出每年的干枝、闰月、纳音五行。 、十二生肖、人出生的年龄、男女生肖等，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来计算年龄和婚姻的。纪年法在中国古代历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出现于敦煌文献SP6《唐乾符四年丁有岁(877)历日注》。后来的敦煌文献第S.612号《宋代太平兴国三年五寅年（978）应天居历日》也出现在年表中，其格式与明清历法没有太大区别天。 。残历年表缺失半页，部分年份稍可辨认；年表下适合禁忌的日子，基本上是无法辨认的。
敦煌历是当地人抄写或编撰的，宫廷制历官员的名字基本缺失。在明代民历中，制作秦天监察历的官员的头衔和姓名都列在最后。残历中，名字十分模糊。只能认定，秦天剑春官正和夏官正都姓葛。
只有残历年表的末尾，即与秦天监官职衔表相连的部分，才稍显清晰，如图3所示：
图3：残历年表结束
一些年份和词干可以在表的最后几年中识别出来。从左到右分别是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隆庆元年丁卯……明代大同历年表长度为一周。回溯榜单元年，可确定为辛酉元年（1621年），对应当前历史年份应为天启元年（1621年）。
同卷的《汇编》载有《明元年辛酉大同历》，也是民间历法。虽然没有封面，但内容还是很完整的。年表末尾对应的内容如下图4所示：
图4：《辛酉大同历》年表结束
经过比对发现，两个年表末尾的内容是一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大小、月干枝、日干枝均一致。现在可以确定残历的年份不是庚申年（1620年），而应属于次年辛酉年（1621年）。
在李伟秦天剑的标题部分，春官正和夏官正可以确定为葛承克和葛永龄，这也印证了前文。另外，《汇编》中残历影印年表缺失的部分是上半页，且页码乱序。由于某种原因，第445页和第446页的内容颠倒了。
三、辛酉年（1621年）“大通历”的印刷过程
残历内容与天启元年相同。其残存的页数还不到原来日历的一半。后人在封面上加了“明太常元年大同历”字样。这个名字完全没有根据吗？这实际上涉及到明代太常年号的启用问题。
太常年间是明朝历史年表上的一个特殊情况。这是由明朝神宗、光宗、熹宗三位皇帝在极短时间内的两次皇位更迭所造成的。
万历四十八年7月21日，明神宗驾崩。八月初一，光宗即位，诏改次年为太昌元年。既然确定了明年改元，就涉及到历法创建的问题。自嘉靖以来，明廷制定历法的日期定为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光宗即位后，官历日期必须使用太常年号。
明代，秦天监制作次年历法样本，于每年二月初一上呈皇帝。批准后，按样刊行历十五卷，礼部派人到南京，并各布政司。秦天监印制北直隶历，南京秦天监负责南直隶历。以南京秦田监狱为例，“每年三月，礼部奏告次年大同礼院，送至南京秦田监狱”。为了保证历法印刷，明朝廷对购纸的期限有严格的规定：“凡南京钦天监所制历纸，凡应解说，限每年六月底为止。违者将受到处分。”调查”，“所有在我们监管下生产的挂历纸必须在运抵北京后六个月内进行。” 因此，印刷从七月开始。
光宗即位时，秦天监次年的印行，即明万历四十九年的《辛酉大同历》，按说已经开始了。因次年元朝更变，八月初四，钦天监“请改历年号”，获准。因此，次年的历日全称应改为“大明太常元岁次辛酉大同历”。在大同历中，计算的内容不需要改变。变化仅涉及年份和年表。就民用日历而言，需要更改的地方有三处：第一是日历封面，第二是日历主页，第三是年表。第一行是心游。
然而光宗即位后不久就病倒了，在位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九月初六，熹宗继位，诏改次年为天启元年。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明廷经历了两次皇位更迭。八月圣旨定次年为太常元年，九月圣旨定次年为天启元年。熹宗即位后，年号问题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他们最初形成了三种意见：
或建议斩断太常；可拟万历四十八年，定本年为太昌；或可提议明年定为太昌，后年定为天启。
年表是皇帝统治的象征，这三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意味着祭祀三位皇帝、祖孙中的一位。前者否认光宗统治的存在，第二断绝了神宗在位的末年，后者阻碍了熹宗明年的元朝变法。三人的意见似乎不够一致。
这时，李恪站了出来，向李若珪和鲍干祯提出了另一个特别的意见。李若珪报道：
除明年正月初一为殿下纪年外，今年自先帝即位的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底，宜用先帝指的是太常的每个月日。万历时代的称号将于今年7月结束。因此，先帝的年号并不失去万历的实数，也不妨碍明年元殿下的爵位。实用又方便。
这似乎能够调和问题，既不影响次年天启的使用，又保留了太常年号。也符合神宗实际统治的结束，所以得到很多大臣的认可。
这种处理方式面临的反对意见是，有人说这不符合礼仪，即违反了“年底不换人民币”的传统做法。御史左光斗引用旧经，并举出史书上的几个例子，如唐顺宗雍正年号二十一年前隶属于德宗贞元，作为支持李、鲍的证据 】，该提案获得通过。 9月14日颁布的圣旨仍署为万历四十八年，可见其采用时间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讨论历年变更的论者大多关注的是朝廷颁布历法的制度。例如，李若珪说“历将创制，刻不容缓”，意思是历已九月，发历日期已临近。明廷建立纪年制度刻不容缓，恳请其建议尽快实施并载入历法。
左光斗树还从日历发行的角度解释了太常约会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若请太常严甲等半年，或二月、三月，或太常圣旨尚未宣读，而太常历已经颁布，则不必今日讨论；但圣旨已下，历法未变。明年已定，太常已无容身之处。
例如，如果光宗于次年去世，或当年十月以后，《明太常元年辛酉大同历》已在天下颁布，官方法定年表制度就成为既成事实，并且可以照常继续，无需辩论。现实情况是，在历法发行之前，已经确定次年改天启，需要发行《天启元年大通历》。按照传统的方法，太常年号在年表中的位置确实不方便排列。
几天后，僖宗颁布了《太昌元年大同李旨》，内容如下：
我是唯一一个通过科举即位的皇帝。我刚刚过了新月，我就要放弃我的科目了。我在惠友有善政，但不能辜负规矩。父亲写儿子，带头写下一代，有正始正终。魏献帝的庞恩詹泽将永远与人们心心相连。益泰昌的创立年代将被后人所熟知。 《明朝序》中，表现了洪熙的祝福。他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佩。读完朝廷议论，确信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底为太昌元年，载于《大同历庚申年鉴》。遵守它并执行它，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九月二十日，太昌元年。
直至此时，年号才改为太昌元年。按照惯例，秦天监狱制定的历法需要再次更改。民间历法需要改的部分有四个部分：历封面、历首页、年表第一行辛酉年、第二行庚申年。这里我们取《大明齐元年辛酉大同历》的第一部分年表如图5所示：
图5：《辛酉大同历》年表第一部分
庚申年表的年表为“自太常元年八月起，至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止”，这是熹宗诏书的执行。原《明太昌元年辛酉大同历》中，太昌元年应行辛酉年。朝廷确定历法格式后，天启元年占据一线，太常元年“退居”到庚申一线。作为纪念品。
8月，明朝廷批准秦天监将万历四十九年的历法名称改用太常年号，并于9月20日重新建立纪年制度，此时距万历四十九年仅十天。原始日历日期为 10 月 1 日。除了刻版外，现在印制日历的各个步骤还需要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时间紧张，所以今年的日历发行日期推迟了一个月，到11月1日。
明代历日的发行有其特定的机制。直隶各郡、府的历法，为秦天监负责印制；首席秘书受朝廷预准印制秦天监的历法和历法。礼部每年送历样时，都会据此印制，每份都加盖历印。 ，并且在日历发行日之前不会向公众发布。民历发行点遍布全国十多个。
八月初四，秦天监批准更改历年名称后，派人通知各地，统一将下一个历年名称改为“辛酉大同历，太昌元年”。明代”。熹宗即位改元时，纪年制度的确定较晚。该法令于9月20日发布，比上次变更晚了大约一个半月。明朝的统治范围并不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圣旨从京城传递到全国各地需要很长时间。它到达一些偏远地区的首席部长可能不太及时，因为它会在十月第一天之后到达。考虑到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由于这个时差的存在，仍然不完全排除一些布政司在圣旨到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太常年号的印制并照常颁布的可能性。
上一篇文章援引藏品信息称，《明太昌元年大同历》源自“四川西昌博物馆藏本本”。从收藏地点来看，此历或许途经川西南地区。四川距北京较远，也可以佐证其性质。
4. 结论
前人讨论传统历书时，多以汉代历书和敦煌历书为主。在历书发展为历书的过程中，随着纸张的应用，它取代竹简后，由于书写载体的巨大变化，书写变得更加容易，历书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现存的敦煌历书大多为手稿，其年代起于南北朝，止于北宋。它们的格式与明清历法有很大不同。最新研究大致理清了敦煌、吐鲁番地区历书形式的发展线索。人们认为，从南北朝到隋唐，传统的历书形式从多样性走向一体化。唐初，历书的形式基本相同。这是因为中央政府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历法发行制度。这是因为历书是一代代抄写、一步步发行的。但到了唐代后期，地方民间制作历书盛行，历书的形式和内容再次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 唐宋以来，在统一王朝统治的地区，禁止私人私创历法，法律更加严格，日常历书仅限于官方颁布。
明清两代的历法都是印刷的，版式由朝廷定制，长期不变。如图一所示，大同历的封面上印有防伪印章，上面写着：“秦天鉴通报，大同历已获准印发，按凡能报案者，官赏银五十两，若无公章历日，视为私历”，以示上知。明代法典中专门有“伪造印章、历法、日期等”的章节：“伪造官印、历法、护身符、夜巡铜章、茶盐引文者。”等等，都会被砍头！凡能举报逮捕者，赏银两。《五十两》，将历日与许多官方令牌并列。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列出“伪造书籍、宝钞、印章、历法等”。将斩首定为最高罪名，并指定为“不待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历法所蕴含的官方色彩和制度属性更为显着，这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就明代制度而言，历法问题应由朝廷决定，全国只能使用一种民用历法。 《大明太常元年辛酉大同历》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不应该颁布，应该统一到《大明太常元年辛酉大同历》中。 ”以遵守规定。
明代《大同历》包含年号和年表三个关键部分：历封面、历首页、历年表上半页。其余日历全部失踪。鉴于当年历法印制发行过程中二次改元的特殊情况，不能简单判断所写的“太昌元年”是错误的题名。太常年号可能是民间流传的。后人加了封面，还是碑文是原创的？
“汇编”中使用的年份不正确。笔者建议仍按原铭文“明太常元年大同历”确定名称。
评论
严敦杰：《唐代敦煌、乾符四年历书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17 页。 251.
为了在明朝日历上进行特别研究，只有周·肖利安（Zhou ）对他的《大都会日历》（ ）收集的介绍和邓·万库安（Deng ）对图班（）发现的明朝日历片段的考察，才可以在Zhou 中找到。 Wenbo“ 1985第6期，第40-44页；邓·温库安（Deng ）：“塔尔潘（）的发掘”，“关于邓豪（）和塔尔潘（）天文学和日历的研究”，甘努教育出版社（GansuPress），2002年，第255-261页。
由北京图书馆的古书籍复制室编辑：“国家图书馆的明王朝日历藏品的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关于明朝的民事和皇家日历，请参阅我的文章“对明朝授予皇家日历的系统的检查”，“历史月度”第2期，2013年。
在明朝中，古老的书籍被包装在日历的背面，每月一页，页面上的文字朝外，背对背折叠，然后被束缚。当复印时，“集合”的格式为32，因此原始日历的一页被分为两页进行复印。本月的复印内容总计六页，这对应于古代书中的三页。
Xi 和Deng ：“ 残留日历约会”，在Deng 的“关于和天文日历的研究”中，Gansu教育出版社，2002年，2002年，第152-166页。
Huang ：“对手稿的日历注释的新探索”，“新史学”（台北），第4期，1992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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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尚第一年的11月第3卷”第3卷“ jiaxu”，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的校对，台北学术界，台北，1962年，第119页。宗皇帝。如果宗宗皇帝（ ）于8月24日（1626年）的8月24日登上王位，该年的日历日期由于日历年的名称的更改而推迟到11月的第一天。请参阅我的文章“对明朝授予国王日历的系统的检查”。
Deng ：“从“日历日”到“带注释的日历日”的转变，在邓旺库安的“关于邓豪和塔尔潘天文日历的研究”中，甘努教育出版社，2002年，2002年，第134-144页。
Chen Hao：““日历日”或“带注释的日历日”- 关于邓洪·托潘·塔尔潘（）的名称和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历史研究”第2期，2007年，第60-68页; Chen Hao：“关于塔的新唐纳王朝文件的研究”，“邓豪和图彭研究”的第10卷，上海古书出版社，2007年，第207-220页。
由Huai 编辑：“ Da Ming Law”的第24卷“Seals，日历日期等”，Law Press，1999年，第192-193页。
“”的第173卷，《 的延续》第792卷，上海古书籍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这篇文章曾经是标题为“ Kao”，并发表在“上海若o汤杂志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的2010年第4期中，后来进行了更新。感谢作者授权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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