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996工作制与资本压榨的危机公关反面教材
新年首部与互联网巨头996/007、资本冷血压榨、公关危机有关的“狼人”剧上演。1月3日晚，据网上报道，拼多多新疆多多买菜业务的一名1998年出生的23岁女员工于12月凌晨1时30分在下班途中突然死亡。这段“惊人”的下班时间引发诸多质疑，“凶手”矛头指向拼多多。随后的自卫不仅没能逃脱舆论危机，反而描绘出了更加黑暗的画面。堪称近年来典型的危机公关负面教科书：拼多多公众号在知乎平台回应称，“看看那些最底层的人，谁不是用生命换钱？我没想过这是一个资本的问题，更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你可以选择安逸生活的时代，但你必须选择安逸的后果。
拼多多回应称，这张截图是谣言，随后知乎“跳跃先知的身份”给出了真实的证据，并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后台数据：“拼多多”是知乎的注册用户，其身份真实、正确。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 4日8时19分49秒，“拼多多”创造了答案。 4日8时20分17秒，“拼多多”自行删除了上述回复。随后，拼多多官方微博就同事张X飞意外死亡一事发表声明，表示知乎账号由外包公司员工控制，不代表官方态度。知乎表示，“拼多多账号管理不严格，将对该用户进行封禁15天”。
负面舆论持续发酵，导致过去一年市值飙升至2100亿美元的拼多多股价持续下跌。截至昨日收盘，拼多多股价下跌6.13%至166.78美元。新华社在微评中写道：拼多多一名年轻员工凌晨下班后突然去世，令人遗憾。人们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不正常的加班文化带来的痛苦。追逐梦想需要努力，成功需要奋斗，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容忽视甚至侵犯。要求工人加班、透支健康，是非法操作，背离奋斗精神。当加班文化成为各大互联网公司的通行证和潜规则时，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场疯狂的内卷游戏呢？
“按时下班格格不入”：KPI大山下的加班文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当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
这句话在加时猝死新闻下的评论中一次次出现。 2020年底，网络传出上海某互联网公司一名47岁员工在健身房外突然死亡的消息。 2020年12月19日，人工智能平台@商汤科技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如果范围进一步扩大，这种极其不健康的昼夜颠倒作息不仅存在于农民工身上，在人们熬夜的影视综艺行业以及看似光鲜亮丽的明星群体中也更为常见。 。 2019年11月27日，凌晨，高以翔在录制《追我吧》时突然晕倒。他被送往医院，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无效死亡。事发一年多后，情况似乎依然没有改变。
很多人第一次收到offer的时候都非常兴奋。引领新经济产业的大工厂，意味着高薪、大平台、对自身能力的认可。大街网一项毕业生求职意向调查显示，最受95后青睐的企业前三名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华为。
跳槽到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旗下金融产品公司做会计的珊珊表示，这一年她过得并不开心。 “穿得高调会被批评，很少和同事吃饭、玩会被批评，年终工作汇报时，这些都成了老板批评的缺点。”更让她困惑的是，没有人试图提高效率，提前完成工作，按时下班——这是一种在办公室格格不入的行为，甚至影响领导如何看待自己。
在大家异样的目光下，她来到办公室后逐渐学会了先钓鱼，然后下午开始工作，营造出加班融入集体的假象。加班到深夜带来了更多的问题：除了经历夜里独自行走的恐惧之外，在西二旗这个遥远的地方打车又难又贵。她一直想买车，但被1月1日开始的限购令阻止了。北京的彩票新政策再次浇灭了热情。
工作似乎成了王小波写的那样，“生存就是一场擦屁股的竞赛”——“有人把你压在那张椅子上，一个人擦你的屁股，或者一大群人一起擦你的屁股。后一种情况叫做总之，你不愿意就得坐在那里，那叫摸屁股。”
自从加入一家领先的视频平台后，雯雯就没有了周末或与朋友聚会的记忆。他很少见到室友，也很少回家。他的生活被无休止的出差和加班占据。吃饱了，虽然没有时间运动，但还是瘦了——因为同时处理好几个项目，所以没有时间回复消息，也没有有时间好好吃饭。圣诞节和除夕夜，她很晚才回到家，在朋友的吵闹声中，她疲惫不堪地在沙发上睡着了。虽然我“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从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偶尔也会产生怀疑。
据《每日人物》报道，拼多多沿袭了阿里巴巴花哨的名字体系。很多人不知道同事的真实姓名，工位不断变换，未打卡的人将受到严厉追究和处罚。还提到，阿里巴巴不到10人的团队，有一半人在加班时崩溃了：有的同事加班到生病呕吐，有的同事加班没时间吃饭，得了胃溃疡，还有有的同事身体不好，加班一段时间就病倒了。直接进了手术室。
KPI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每个人的头上，带来疯狂的内卷。除了“女人当男人，男人不应该当人”和24小时微信钉钉在线之外，还有育龄妇女在怀孕期间遭受的隐形歧视。老员工会告诉新来的年轻人“现在不打，以后就打”。当你打开订阅公众号的时候，你会看到无尽的焦虑——“鸡宝宝”、“学区房”、“顺义妈妈”，然后用消费主义来安慰自己。
“我感觉自己被PUA了。以前的领导反复告诉我，我的能力不如别人，他们需要的是多才多艺的人才。”从一家大工厂辞职后，他刚刚因抑郁症“工伤”去医院治疗。小四反思了那段时间自己鸡血的异常状态——在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虑和刚入职的兴奋中，她每天主动加班到12点下班。她的朋友圈子里，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去健身、化妆、休闲、娱乐。
问题是，为何异化年轻人成为螺丝钉的加班文化成为大厂商的标配？各大互联网企业为何成为继富士康之后的新一代血汗工厂？从本质上讲，互联网显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反面。降低劳动力成本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利用软件降低边际成本、高效的沟通、扁平化的管理、标准化的开发决策流程……这些曾经让互联网行业快速成长并引以为傲的优势已经被淘汰，并且正在增长。流程节奏变慢，员工加班而不是提高效率。 “有时在成立十几年的大工厂里，你甚至能感受到体制内的一种官僚压迫。”
逃离大工厂
一方面，有工人长期加班，甚至过劳死。另一方面，也有资本家鼓吹“996的福气”、“磨磨蹭蹭的不是我兄弟”。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够聪明，不顾一切地去点燃这极地反对派的愤怒。比如此前登上热搜榜的“网红曹艺文在自家工地打工炫富”。他将自己的 B 站视频命名为“你累了吗？”累了没关系，舒服是有钱人的。”这引发了公愤，并导致了法律诉讼。拼多多的灾难性公关也榜上有名。
加班文化在中日韩几乎是通病。相比之下，欧美互联网从业者更注重工作之外的生活。欧美影视行业也是如此。影视产业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剧组在工作之余“保证休息时间”。当代中国的群居动物似乎正在复制起源于日本的群居动物的过度劳累状态。后者从1988年开始，《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间原则上为40小时。同年，全国开通“过劳死”咨询热线。 24岁的高桥茉莉因工作压力过大而抑郁自杀，震惊了整个社会。
盛冈浩二在《过度劳累的时代》中写道：“专家们关于生产力提高和工作时间减少的预测是错误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工作时间失去了控制。随着计算机的出现，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手机、电子邮件等通讯工具的出现，与其说是工作变得更加轻松，不如说是人们的精神压力加大，私人生活时间不断被工作挤压。
当互联网不欢迎35岁，职业选择变成从一个大工厂跳到另一个大工厂时，一群年轻人渴望逃离大工厂。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存够钱开一家咖啡店、奶茶店、民宿餐厅，或者在全国房价最低的鹤岗买一套价值3万元的房子，然后“住下来”。当然，这种充满文艺气息的幻想很快就会面临租金、现金流压力、流失率等无情的洗礼。杉杉说，她的终极梦想是在精酿啤酒吧工作。她打算在年底领完年终奖后辞职——此前，她曾在北京著名的京A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同时，她也担心疫情期间会很难找到工作，她最终的逃离计划只会成为幻想。
疫情此前已导致多家企业倒闭破产、降薪裁员。此外，蛋壳公寓的地雷爆炸事件，让很多打工者感受到了一线城市所承受的压力和艰辛，不少人选择了逃离北京。猝死的消息加剧了一线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恐惧感。调查中，有“想回家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声音，但又担心自己无法再融入家乡缓慢的节奏。也有人去了小公司以后不习惯了，又回到大厂。
加班文化会消失吗？驱动这头庞然大物前进的齿轮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几乎就在23岁拼多多女员工猝死的消息刷屏的同时，快手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峰在全员大会上宣布：快手将启动大2021年1月10日为全体员工一周。刘峰说，在西方，周日是一周的开始。许多团队在周一举行例行会议。周日，员工们开始自发准备周报和例会内容。现在，公司 70% 的员工都在每周开会。刘峰表示，为了提高前中后台的协调性，快手将启动全员周活动。
往返西二旗的班车和通勤地铁上，迟到者疲惫或冷漠的面孔被手机屏幕的明亮光芒照亮。他们在脉脉、知乎、微博等多个平台表达了对加班文化的看法。的不满。然后第二天，我继续投入到无休无止的加班洪流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充满了兴奋、想象和期待，打开了大工厂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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